一、“个人信息权”概念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人类生产、生活、管理等一切活动，均以信息或数据的形式展现，信息真正成为一种战略性资源，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美国于2015年10月通过《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欧盟于2016年4月通过《数据保护法》、2016年7月通过《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指令》。中国也相应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应对互联网对社会造成的各种冲击和变化。信息的重要性引发人们对其性质的思考，当信息与个体完美结合后，学习信息、生活信息、工作信息成为识别个体的重要特征，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是区分个体的重要资料，也成为商家拓展市场的重要资源和渠道。信息单独存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无体物”。信息一旦和个人人身结合，性质即发生了变化，成为全新的法律概念，人们不得不思考其中的法律和伦理问题。特殊的信息直接影响到个体的身体健康、生活安宁，并且不能完全脱离人身而存在，也不能随意被买卖；刑事打击侵犯个人信息交易和泄露，已经成为常态。当下，“个人信息权”与人身权同样重要。

　　互联网经济成为新的经济模式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网上购物和接受服务、共享单车、网约车等新的经营模式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这些互联网平台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在采集每一位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个体的生活爱好、消费习惯、出行信息都在被搜集和整理中。大数据时代来临，网络技术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比如，公共场所摄像头安装范围不断扩大，很多电影院都安装了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头，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陆续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未来的人们无处可藏。计算机的信息技术处理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数据海量、传播速度快、信息内容多样等特点，构成了大数据时代的特征。每一位个体在享受互联网便捷的同时，个人信息处于“裸奔”状态，个人隐私、个人信息都处于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充分认识到这种大的变化，并制定出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在当今社会显得更加重要。在个人信息不断被侵害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探寻更佳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处于“互联互通”的网络科技时代，互联网的时代印记会深深地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权”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10条首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第111条首次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权”，并且没有包含在第110条一般人格权“隐私权”和其他人身权中，明显是和“隐私权”并列的一项权利；第127条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做了规定，有学者认为“虚拟财产”是“多种权利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这些创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关于“个人信息权”的提法，已被学界认可和接受，理论界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关于“个人信息权”的性质，学者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权”是宪法权利，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权”是财产性权利，还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

　　本文认为，从信息到个人信息是社会的进步。“个人信息”（personal data）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信息的总称，它包括个体的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的所有信息和资料。从个人信息到“个人信息权”是立法的进步。“个人信息权”是个体对其信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并有权防止他人干扰的权利。“个人信息权”不是宪法权利，不是财产权，也不是人格权，而是一种互联网时代新型的民事权利。以往的争议基本围绕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与财产权等概念的不同而展开，从而陷入“个人信息权”是宪法权利、财产权、知识产权、人格权之争论的泥潭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布和生效，预示着“个人信息权”新型民事权利法律地位正式得以确立，关于“个人信息权”性质的各种争论应该休矣。

　　二、“个人信息权”非宪法权利

　　随着个人信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学者从宪法角度来论证“个人信息权”的性质，认为，“个人信息权”应视为“一种宪法基本权”。还有学者以“信息自决权”与“个人自由”来论证“个人信息权”属于宪法权利，认为“信息自决权”是中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权利。持“宪法权利”观点的学者，普遍引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作为论证的法律依据，认为其中的“人格尊严”条款提供了包括“信息自决权”在内的与人格有关的新型基本权利的解释空间。同时，有学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出发，认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概括性权利条款，是“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得以存在的主要依据。认为“个人信息权”是宪法性权利的学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强调了个体对信息的控制，倾向以人的自由、人权来证明“个人信息权”是宪法权利。从另外一个维度看，持“个人信息权”是宪法权利的学者认为，一旦上升到宪法高度，无疑加强了权利的保护，这一基本人权“客体说”是从宪法的角度看待“个人信息权”属性的必然结果。也有学者以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每一个人有权自由发展人格”来论证“个人信息权”。

　　本文反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来解释“个人信息权”。第一，该条款只是宣示性条款，无“人权”的具体内容；第二，“人权”与“与人有关的权利”不能等同，“个人信息权”最多解释为与人紧密相关或者有关的权利，但不是“人权”本身。本文也反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解释“个人信息权”。据国内学者的学说和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人格尊严”与德国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不同。他们认为，将人格与尊严放在一起是为了提高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力度，也就是说涉及“人的尊严”的人格领域会受到更强的保护。同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109条规定的是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而不是具体人格权。以“人格尊严”解释“个人信息权”，必然得出“个人信息权”是“一般人格权”的结论，与“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的观点没有任何实质区别。

　　本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则上只对与人的基本生存有关的权利进行宣示性规定，如各种自由性权利，具体的“权利”还需要部门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予以明确。落实到具体的部门法，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款目前不能作为裁判保护民事权利的依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案件几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宣示性的“宪法权利”只是浩如烟海的“权利”中的一叶小舟，只是“权利”中很小的一部分，“宪法权利”与“人权”“公民权”也不能等同。把“个人信息权”认定为“宪法权利”，表面上是加强了“个人信息权”的保护，而事实上更加虚无，缺乏实际操作性。

　　三、“个人信息权”非财产权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采集、分析，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型财产权。个人信息与特定自然人身份关系相对紧密，但是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从商业价值角度定义“个人信息权”，认为它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进行支配的一种新型财产权。这种观点限定“个人信息权”只能存在于对个人信息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条件下，这种明显不能推而广之的理论，难以概括“个人信息权”的全部特征，遭到反对在所难免。个人信息可以交易的实例也说明，个人信息虽含有财产性因素，并具有稀缺性，但这却不能说明个人信息是所有权客体。

　　传统民法理论以是否具有财产价值，把依据民法理论产生的私权权利分为财产权与非财产权。财产权如物权、债权等，非财产权如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因为出生而取得，因死亡而消灭，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不得转让与抛弃。受这种私权权利划分的观念影响，分析一种私权的性质，难免陷入非人身权即财产权的结论之中。再加上受个人信息可以被商业开发和利用的影响，就顺理成章得出“个人信息权”是财产权的结论。随着社会发展，以财产利益来区分民事权利类型的分类方法也面临挑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私权权利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如继承权、社员权是兼具财产权和非财产权双重性质的权利。再如关于股权的性质，曾经在学界引发争论，有学者认为股权之本质是所有权，另有学者认为股权是债权，还有学者认为股权是社员权。经过充分争论，最后认为股权是综合性权利。

　　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上虚拟的货币、礼品、网络游戏账号、微信账号、邮箱等事物如何正确定性，对民法私权权利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有学者提出，网络虚拟财产的客体具有无形性的特点，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主要以动产、不动产等有形财产为调整对象，缺乏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明确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必要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需要，确认网络虚拟财产的新型财产的法律地位。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7条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做了规定，算是对互联网“无体物”的及时回应。有学者认为，特殊的网络账号，特别是网店、自媒体、公众号等，本身不只具有单一的财产属性，应是集财产权、信用权、商誉及知识产权为一身的综合类财产权。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这类事物具有特殊性，明显与一般的财产不同，但只是把它们当作一类特殊的财产，在面对能否继承等问题时就暴露出了其理论内部的矛盾：如果这些虚拟物质是财产，那么应该允许死者的继承人予以继承；如果不能被继承，其财产性就会受到质疑。2004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贾斯汀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死亡后，其父亲要求继承儿子雅虎邮箱中的照片等资料，被雅虎公司以保护用户的“隐私权”为由拒绝，产生诉讼，法院最终也没有支持原告交付雅虎邮箱账号和密码的要求。该案例说明，新型互联网虚拟的各种账号，具有财产权的外观，但是内容涉及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等，目前难以简单归入新型财产权中。

　　本文认为，这类依托互联网存在的新的虚拟物不只彰显单纯的财产性特征，还体现了与特定主体的紧密联系。如果把这类虚拟的事物直接定义为财产或财产权，将面临财产继承性的挑战。如果允许私人的邮箱账号、微信账号作为财产被继承，将会产生秩序上的混乱。本文认为，忽略个人信息与民事主体的紧密联系，而直接认为“个人信息权”是新型财产权的观点明显理论不足：一般的财产可以脱离民事主体而单独存在，如无主物，但是个人信息高度依附于民事主体而存在，离开特定主体的信息至少不再是个人信息。

　　四、“个人信息权”非人格权

　　传统人格权是现代私法的产物，以现实社会发展为适用基础，在互联网时代，其保护理念受到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挑战，如隐私权在网络共享时代逐渐被商事化，数据权逐渐显现。权威民法学家对人格权进行了阐述，认为其属于非财产性权利，指存在于权利人自身人格上的权利，亦即以权利人自身的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权利，是支配权、绝对权、专属性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不得转让与放弃。常见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都属于“一般人格权”。且“一般人格权”也是一种具有发展性、开放性的权利，随着社会发展，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有学者认为，隐私权为现代人格权的一种。所谓隐私，又称个人秘密，指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包括私生活、日记、照相簿、生活习惯、储蓄、财产状况、通信秘密等。“隐私权”是自然人保有其个人私生活秘密并排除他人非法侵犯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没有“隐私权”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10条对“隐私权”拥有更高的地位进行了明确，同时把“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并列，认为既不存在隶属关系，也不存在包含关系。

　　王利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颁布生效之前，对个人信息的定义提出了相应观点，认为它是“与自然人切身利益相关的学习信息、生活信息、工作信息等”，并且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确认“个人信息权”，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无论是采用单行立法模式，还是分散立法模式，首先都应当解决“个人信息权”是何种权利的问题。王利明认为，“个人信息权”虽然是一种新型民事权利，但是应位于“人格权”之下，实质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刁胜先认为，个人信息民法保护采取“个人信息权”的称谓是可行的，但是其性质宜归入人格权与基本人权范畴。“个人信息权”属于一般人格权，对传统人格权起补充作用。齐爱民与王利明观点一致，认为“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具体人格权，是指信息主体依法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同时认为“信息删除权”是“个人信息权”的内容。王叶刚认为，“个人信息权”是具体人格权，并且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分则”中设置独立的“人格权编”。

　　隐私权在互联网时代和信息数据结合，产生了新的权利——“数字遗忘权”或者“被遗忘权”。2014年，欧盟法院以判例形式确定的“被遗忘权”，是指允许信息的权利人所要求对其之前尴尬的信息进行处置的权利，是一种新的权利。有学者认为，“被遗忘权”属于“隐私权”，属于公民人格自由下的数据自由权利。也有人认为，中国有必要引入“数字遗忘权”制度，这能进一步完善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国内部分学者似乎发现了个人信息与隐私之间的关联，也察知两者的不同，但是多数学者最终的结论是，“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一样属于“人格权”。

　　认为“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的学者，普遍先从“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关系展开，个人信息中当然有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因此极易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由保护个人信息。当前处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高科技发明面临着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会对个人隐私等人格权带来现实威胁，这就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人格权立法，提升人格权的保护水平。另外，现代社会人口集中，交通便捷，大众传媒普遍深入，新工艺器材如窃听器、远距离照相机、录音机、针孔摄影机等的发明及进步使人格随时有遭受侵害之虞。在现代社会中隐私易泄露，应加强人格权保护。虽然以保护个人隐私实现保护人格权，可以间接实现保护个人信息之目的，但是，个人信息中的部分信息并不是个人隐私，如求学信息、工作信息以及半公开状态下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的个人信息，单纯用“隐私权”是无法对它们加以保护的。

　　即使是权威民法学者，在证明“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时，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纠结。王利明认为，在信息社会和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已成为个人重要的权利，并且是个人享有的一项人权；但与此同时他又承认个人信息具有财产和人格双重属性，以致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人信息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人格权。

　　本文认为，个人信息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含有个人的私密和敏感信息，则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关，当然也与人格权有关，故而，侵犯了个人信息，既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也侵害了人格权；除此之外，两者没有必然关系，两者是彼此独立的两种权利，人格权不能囊括“个人信息权”的所有特征。两者是并列关系，只是在某些方面存在偶合而已。

　　五、“个人信息权”非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一种新型民事权利，但是在中国法律中之前并没有“知识产权”明确的定义，只有各种学理的定义，被称为“列举主义”和“概括主义”。有各种各样关于知识产权的表述，但是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知识产权是明显区别于传统所有权的另类权利，是法定之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列举的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了定义。关于知识产权的性质有多种说法，知识产权是公权利、人权、私权公权化的权利、兼具私权属性和公权属性的权利等观点存在中国法律界多年。现在知识产权是私权已经达成普遍共识。知识产权是否财产权，学界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虽然有知识产权包含人身权内容的学术观点，但是知识产权本质上是财产权，并且称之为民法上的第一财产权利；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潜在的财产”，将知识产权一笔归入“财产权”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主张不要轻易把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合并在同一个“款项”里；还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或“无体财产权”。学界有知识产权客体扩大化的趋势。有学者认为，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权利人能够通过人的行为而获得的任何“成果”都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既包括有体物，也包括无体的数据，甚至包括虚无缥缈的“信息”；另有学者认为，当代信息时代里，知识产权的范围有向“信息产权”扩充的趋势，同时提出了“信息财产”的概念，并且认为知识产权是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把“数据信息”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这被认为“数据信息”是知识产权观点最好的佐证，但是庆幸的是，在后续的草案和最后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数据信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中去除，说明“个人信息权”不是知识产权，两者存在明显不同。

　　本文认为，知识产权是对智力成果保护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生活中，只有部分信息可能达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例如，达到独创性的信息可能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达到新颖性的技术信息可能是专利法保护的客体；具有经济价值的商业信息和技术信息可能是商业秘密保护的客体。个体对这部分个人信息即享有“个人信息权”，同时还享有知识产权。但是，大部分个人信息不具有独创性、新颖性等特征，不能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因此，认为“个人信息权”是知识产权的观点明显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把“个人信息权”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也不能起到完全保护的作用。

　　六、“个人信息权”是独立的新型民事权利

　　在国家管理过程中，“权利”系外来语，在拉丁文中为jus，在法语中为droit，在英语中为right，在德语中为recht，是正义、直道之意。关于权利的本质，存在三种学说，分别为“意思说”“权益说”“法力说”。“意思说”认为权利之本质为意思之自由或意思之支配；“利益说”认为权利之本质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力说”认为权利本质是指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肯定权利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法力说”是学界的通说。权利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民事主体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权利客体也在不断扩张，权利内容必然相应发生变化。我们不能用传统民法非财产权即人身权的观点对权利进行分类，互联网环境下虚拟的主体和客体成为民法新的内容，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迎接新型权利的到来。

　　在实践中，人们常常未对权利和权利客体做认真区分，在知识产权法学领域，存在把“版权”作为“著作权”的客体的情形。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把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的客体做了区分，“作品”是著作权法的客体。民法上的权利客体应当包括物、智力成果、人格利益、身份利益以及特定行为，与之对应的是物权、知识产权、人格权、身份权及债权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私法性质的民事权利是不断更新和完善的，从重视人权开始，现代法开始承认人格权作为私权而独立存在，从人格权中产生了肖像权、姓名权以及更加具体的隐私权。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生了新的权利，有“知情权”、“选择权”、“人格尊严保护权”、“索赔权”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变得更加紧迫和复杂。2013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增加了几项新的权利，如“7日无理由退货权（后悔权）”、“个人信息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领域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和商家对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所承担的法定义务做了明确的规定，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早日出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来看，把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和“人格尊严保护权”在同一个法律条文里进行规定，究竟是说两者都具有“人格权”的特性，还是说两者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本文理解，应该是后者。

　　本文认为，个人信息是与个体密切相关的信息和资料的总称，“个人信息权”是指信息主体对其信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并有权防止他人侵害的权利。对个人信息进行管理的部门众多，如公安机关、银行等，涉及行政法、商业银行法等领域。对个人信息进行开发和利用，如果发生在消费领域，还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不能因为个人信息与公法相关，就想当然得出个人信息是公权的结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布并生效，“个人信息权”的私权利地位正式确立，我们不能因为“个人信息权”偶然会和“人格权”发生部分重叠，就想当然得出“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的结论，我们也不能因为大数据环境下，“个人信息”具有外在的财产性和商业价值，就想当然地得出“个人信息权”是财产权的结论，就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我们从不会认为“后悔权”和“个人信息权”是财产权。

　　“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型民事权利，本质是私权，是继股权、知识产权之后的又一新型民事权利。股权既有非财产性质的表决权、选举权，也有财产收益的分配权、公司剩余财产的取回权。关于知识产权的性质，在理论界曾引发争论，如作品署名权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争论不休，知识产权是财产权还是人身权也存在争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在序言部分明确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利”。随着中国《民法总则》颁布生效，权威民法学者的观点也发生了一定变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没有明确使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但在解释上也可以认为，其承认了独立的“个人信息权”。我们认识“个人信息权”就如认识股权、知识产权的性质一样，是一个渐进和漫长的过程。多年前，有人问我“股权”是什么？我回答“股权就是股权”。现在当有人问我“个人信息权”是什么时，我同样回答“个人信息权就是个人信息权”。这看似平白的答案，却道出新型民事权利性质辨析的旨趣。

　　七、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探索

　　纵观世界范围内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英、美、法国家分散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和欧盟采取的统一立法模式。

　　个人信息保护的统一立法模式是指由国家立法，统一规范国家机关和民事主体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立法模式。此种立法模式为欧盟所倡导，对此后的国家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客观地说，此种影响并不是因为欧盟采取了统一立法模式，而是由于这种模式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制度相吻合。具体来讲，个人信息保护的统一立法模式，又可以分为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日本模式又称为统分结合模式。

　　美国分散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事后救济。与美国不同，欧盟更加强调事前预防，更加注重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统一化，从而形成了“个人权利本位”和“预防为主”的欧盟信息保护法。美国1974年通过了《隐私权法》（又名《私生活秘密法》）。进入信息时代，又于1988年制定通过了《计算机比对与隐私权保护法》，199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2015年初通过了《网络情报共享和保护法案》，从而确立了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也称为美国隐私权保护模式。欧盟于1981年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约》，1995年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指令》《欧盟一般个人信息保护条例》，2016年通过了《刑事犯罪领域个人信息保护指令》，2016年4月通过了《数据保护法》，用以保护消费者的数据和隐私。2016年7月通过了首部网络安全法《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旨在加强基础服务运营者、数字服务提供者的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通过这些立法，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欧盟的独立地位，将自动化处理的信息保护问题从普通民事法中独立了出来。

　　中国政府早在2003年就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立法计划，目前有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公布。中国现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与行政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只是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进行了原则性和框架性的规定，尚未构成体系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的规定、第33条“保障人权”的规定、第40条“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规定被学者解释为“个人信息权”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0条关于“公民肖像权、名誉权”的规定，被看作是宪法条文的具体化，它虽然没有关于“个人信息权”的明确规定，但是确实能间接保护“个人信息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隐私权”的规定，对部分个人信息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只是没有包括所有的个人信息；2013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和“个人信息权”，并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和管理的基本原则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仅对居民身份证在使用、管理方面的个人信息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保护范围明显较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做出修改完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修改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另外，在其他的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也相应有特定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中包含巨大的经济价值，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利用之间的关系，是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关注的重点。仅通过民法典确认“个人信息权”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独立的单行法去确立各项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的规则。尤其是个人信息不仅涉及保护问题，而且涉及管理问题，因而其可能涉及许多公法规范，这些公法规范不宜在民法典中规定。此外，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利用等涉及大量的技术性规则，民法也无法囊括其他关于个人信息的行为，有些规则也不宜在民法典中规定。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布和生效，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也就是说，单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规定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在民法确定“个人信息权”法律地位的情况下，需要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其他部门法中制定特殊领域“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具体法律制度。

　　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掌握如下重要原则：一是树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个人信息权”是私权的首要地位；二是确立公法关于“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战略指导地位；三是以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契机，确立个人信息的保护原则、保护范围、保护任务、保护措施、法律责任等制度；四是以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不同部门法关于“个人信息权”的相应法律条款，以起到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