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转变发展方式，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共同富裕是在全面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框架中进行设计的，它既是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发展的有效手段。我们要在共同富裕方向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要把共同富裕的举措与社会建设、社会进步结合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以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国内大循环是我国需要着力推进的工作。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畅通经济循环上下更大功夫，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努力稳定外需，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之举，还是应对外部冲击，破解当下各种宏观问题，增强我国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有效手段。

需求不足是我国加快经济恢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使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得到根本性缓解，扩大内需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举措。通过扩大内需战略持续提升内需占GDP的比重，是抵御外部动荡、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超大经济体作用的必然路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改变内需占比，尤其是消费占比不够高的格局，通过持续扩大消费，为全面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奠定基础。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消费需求在我国内需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连续12年保持在50%以上。但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80%左右）和印度、越南等主要新兴经济体（70%左右）相比，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依然偏低。因此，从中长期角度来看，持续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能、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能够真正使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发展迈上新台阶，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赢得主动。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大型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逐渐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不能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讨论国内大循环，首先要建立在正确认识其内涵的基础上，避免一些思想上的误解。有些人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即通过出口转内销等方式解决外需不足问题，因此“双循环”就是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上要“脱钩”。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虽然我们在国内经济大循环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应对国际大循环动力不足、外需下降、外部环境风险急剧上扬的情况，安全问题日益成为政府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国内经济大循环不仅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解决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问题、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问题。

内循环实际上就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分工体系为载体，以国内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环节的畅通、新动能的不断提升为内生运行动力，以国际大循环为补充和支持的一个经济循环体系。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应通过内部创新力和配置力的提升，使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合作有新的竞争优势。这也是检验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标准。通过内循环的稳固提升，静态和动态的全面提升，使中国在全球化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这需要我们适应国际化的新格局，开放的路径模式和体系需要有新变革。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在更高水平的开放中高度关注安全问题。

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是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依靠不同的战略来进行有效推进。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将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城乡差距过大问题，以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区域性帮扶机制解决区域差距过大问题。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对区域协调发展做出了更加系统、更加长远、更加明确的部署和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引领我国区域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进入新时期，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深化区域协调与合作具有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和重要机遇，但也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亟待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式路径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从全球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上看，大湾区、经济带、创新走廊不断涌现，各地区经济资源配置不断突破行政边界限制。推动区域重大国家战略协同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与配置，充分发挥不同战略区域比较优势，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过度集中，极化现象过于严重。未来，在国土空间布局上，不仅要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三个增长极，一些二线城市也将成为下一步产业升级、产业梯度转移、新增长极打造的重要接力棒。我们需要借此打造如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等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极，这些地方既有市场扩展的深度，又有创新的能力，同时还有全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创新驱动政策支持，有望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此基础上，我国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的经济版图，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要在城乡融合中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我国城乡要素流动的两个主要问题在于土地和户籍。

传统农业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土地所有制配置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差距还很大。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土地所有权，使整个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流转进一步加强，发挥土地资源配置的功效，以适应未来现代农业化、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和提升。未来土地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土地流转方式以及相应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土地应在确权的过程中实现资本化和财富化。

农民土地生产资料的大规模、全方位流转，只有在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后才可能进行。2022年底，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这意味着“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的目标已提前实现，我国已步入城镇化的“下半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高于55.3%的世界平均标准，但距离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镇化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不仅如此，我国居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而居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还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尚未完全融入城市。

相较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衡量农民是否真正融入城市的更加关键的指标。未来如何使农民工在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上得到突破性的发展，对于改变城乡结构、收入结构，构建城市群、城市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通过户籍制度、社保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农村土地制度、经营制度的改革配合农民工城镇化，是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关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当前，公共服务与治理人才奇缺，农业科技人员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农业经营人员素质存在短板等问题亟待解决。农业经营人员素质是其中的关键短板。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其中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员占91.8%，高中或中专教育程度的人员占7.1%，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员仅占1.2%。然而，我们对于最重要、最活跃的人的因素研究还不够，乡村人才振兴战略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人才振兴以存量为主，还是以增量为主？所谓以存量为主，就是要对现有农业经营人员、服务人员、科技人员和治理人才进行全面改造和提升。这种改造和提升有没有长效机制、取得的效果如何都需要进行科学评估。

全力培训农业技能人才阶段已经开启，但重点还应放在增量上。可以通过乡贤治理等人才回流模式进行乡村人才补充。同时应该看到，目前已出现格局性大变化。农村人口向城市单向输出模式发生革命性改变，大量农民工开始向农村转移，大学生向农村进发动力机制开始形成，整个农业收益率发生变化。

因此，乡村振兴到底是铺开来做，还是以目前的结构性大变化、收益率大变化为抓手构建十多年战略布局，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二，教育布局以专业职业导向为主，还是以基础素质为主？如今是产业结构飞速调整时代。教育落后于发展需求极易导致传统人力资本布局与产业未来布局不匹配。按照目前产业需求进行教育布局，是否会在未来十年就出现滞后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第三，人力资本布局从小切口入手，还是全面铺开？围绕乡村振兴，各省市在各行业、各领域进行布局，形成总体蓝图。在实际操作中，农业人力资本投入巨大，需要财政进行扶持。面对财政紧张现状，很多地方选取了小切口，以产业为抓手，与龙头企业、核心企业产业链结合，形成相应人才链。不同人才链的配套制度不一样，因此在人力资本的设计上需要有相应规划。若没有产业作为基础性抓手，就会面临难以控制成本的局面。

第四，人力资本布局以市场导向为主，还是以行政管控为主？目前，一般模式是乡村提出需求，政府发布订单、专家组团承接。若要使人才扎根农业农村，前期一定是以政府补贴、政府引导、政府规划为主。但政府不能过度干预，落脚点必须是市场导向。

第五，以治理人才为先导，还是以新型治理人才为主？吸引人才毫无疑问是重点工作，但如何使人才真正在乡村扎根，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人才治理是重中之重。可以将激励体系作为人才治理的简单抓手，而不是通过一般行政化的趋势，贯彻目前的人才战略。

我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经济转型迟滞，造成经济和社会危机，最终打断现代化进程。当前，我国收入存在一定差距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共享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人类市场经济史表明，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效率必须与公平相统一，失去公平的经济发展必然会陷入停滞和倒退。根据马克思资本循环和再生产理论，共同富裕是国民经济循环实现动态平衡的基础。当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分布过度两极化时，必定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的普遍过剩，商品的社会价值难以实现，最终造成资源极度错配，并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因此，当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将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有效约束收入分配两极化是实现有效增长和经济循环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

现代社会史也表明，贫富差距过大不仅会导致经济循环不畅，还会带来社会动荡不安。环顾当今世界，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所带来的超级社会问题。一是社会阶层在分化和固化中导致内部严重分化和分裂；二是在社会冲突中社会治理体系崩溃，导致传统文化沦落；三是在社会对立和动荡中，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全面抬头，极端主义摧毁传统社会运行的基础。

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都表明，有效控制两极分化，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也是赶超型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关键所在。因此，当前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是实现和谐社会和美好社会的基础，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解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社会形态的必然之举。

从政治逻辑来看，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党带领全体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奋斗的旗帜。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仅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纲领，还根源于我们的基本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党要建立更大的政治支持，就必须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当前全世界面临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难题，就必须在中美博弈中通过解决西方社会难以解决的收入分配难题来不断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通过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因此，共同富裕是党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带领人民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存在一些难点：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需要对一些错误看法进行纠正，特别是各地在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认知偏差，不同社会群体和区域所理解的重点可能不一样，未来如何形成有效共识和一致的社会预期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二是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进行科学的研判和论证，对于哪些地方和板块应当先行先试、哪些举措是基础性的和延伸性的等问题，都应当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予以解答；

三是在实施策略上需要与一些基础性的改革统筹推进。例如，收入分配如何形成有效方案、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水平提升等，都涉及大量的利益调整和战略权衡。

我们应着力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收入分配是关系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大问题。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是一个既统一协调，又各具侧重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到三次分配对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意义。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共同富裕的基调上，着重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表明我国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将加快实施更加全面深入的改革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并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达成后要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除了扶贫这一重要手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尤为重要。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0.46左右，处于高位徘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整体人口中的比重不到40%。这两个数据清晰地刻画出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格局：仍处于哑铃型结构，与橄榄型社会尚有较大差距。

我们亟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相对稳定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指年收入为10万-50万的群体。2022年初，浙江省发布的《浙江省“扩中”“提低”行动方案》同样采用这一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1.4亿户，总量超4亿人。

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近年来的变化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比在2005年达到最低点，2005年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持续上扬，在2015年达到高峰，此后出现回落。主要原因包括技术持续改进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扶贫工作加大力度等。我们的政策一方面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另一方面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导致出现中等收入群体消失这一趋势，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如果不能保持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的态势，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成长的橄榄型社会就会很难出现。因此，我国要旗帜鲜明地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培育，用专门的规划与战略谋划促进社会流动，进一步促进公平。只有这样才能在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贫困问题持续解决、增长速度持续改善的过程中，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基础，同时也为社会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因此，未来必须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产群体需要不断扩大。实现橄榄型社会，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达60%，这意味着在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6亿人群中，至少有4亿人的收入达到每月3000元，使中产群体的规模达8亿人左右。因此，我国必须有中等收入群体扩张计划，给农民赋权，给整个中产群体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空间。

第二，中产群体收入水平的标准，不能按照目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2022年为3.14万元）来界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太低，距离赶上发达国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还很远。在未来5年或者10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中国超级市场，很重要的是中产群体收入倍增计划。

过去10年实现了GDP翻番和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下一步中产群体的收入能否扩大50%？如果中产群体收入再增长一倍，那么经济循环可能会真正实现常态化，并在常态化中不断提升。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已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需求战略基础上再提出一个重要战略：收入分配战略。这个战略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连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键通道。因此，我们要关注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

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其中，“覆盖全民”体现的是普惠性要求，“统筹城乡”突出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公平统一”针对的是现实中制度碎片化现象，“安全规范”对应的是制度可靠与规范运行，“可持续”强调的是能够造福世代人民，“多层次”满足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见，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的是全面推进，而不再是过去的单项突破。这意味着必须树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观与系统性，实质性地增强制度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性。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仅要求我们遵循跨期平衡保障、收付一致的原则，还要保障分配再平衡，达到共同富裕的效果，更好地发挥社保对稳定经济的减震器作用。

减震器的作用原理如下：当经济高涨时，社保收入一般较平稳，支出减少，因此社保会处于盈余状态；当经济低迷时，社保相应的收入会大幅降低，政策调整、经济持续下滑，以及企业破产等因素所带来的收入下降尤为明显，同时这会导致社保支出，特别是失业支出大幅上涨。这就是社保调整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周期性的平衡效应。

好的社会保障网会产生较好的经济缓冲作用，使周期平衡性变得更好，从而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在对OECD成员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很多国家，尤其是人均GDP刚刚迈过1万美元门槛的国家，社保体系的不健全往往成为经济震荡的重要因素，进而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仍然存在支出结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太低。2022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4.05%，远低于西方国家水平，这导致中国社会保障在宏观稳定上的影响不明显。

第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2020年该比重达3.21%，2022年下降至3.04%，这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低的水平。

第三，中国在失业救助、失业保障方面的制度构建滞后于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建设。虽然我国失业保险覆盖的人数增多，从2020年的21689.5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22957.9万人，但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却出现回落，由2020年的2103亿元下降到2021年的1500亿元。

我们需要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是为全社会成员提供平等发展机会、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教育机会不断增加，优质教育资源大幅增长，但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还较为突出，不同城乡、地区、学校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水平差距较大。

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需要完善相关机制，让人们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通过教育获得收入增长的机会。从全流程视角促进教育平等，个体从出生到进入劳动力市场历经多个教育阶段，每个阶段吸收的教育“流量”最终汇集成获取收入的教育“存量”。只有从全流程视角缩小教育差距，才能尽力促进最终教育“存量”和劳动收入的平等。

整个教育流程中的关键环节是义务教育阶段。虽然我国已实现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但义务教育质量在地区间、城乡间、区域内仍存在明显差距。改善地区和城乡间义务教育差距的优先事项，或是妥善处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被显著削弱，但流动人口子女跟随父母在流入地就学的制度尚未建立，进而造成留守儿童现象。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削弱了流动人口子女分享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权利，还存在关键的义务教育阶段父母照料缺失的问题，不利于流动人口子女顺利完成教育。

除了减少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的就学限制，相关政策还应促进发达地区优势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在改善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加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结对帮扶，借助支教、互联网远程教育和其他教育资源的流转缩小地区和城乡间义务教育质量差距。政府应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体子女受教育水平。即使在同一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等教育资源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的制度前提下，决策者应探索教师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内循环流动的改革方案，整体上实现优势教育资源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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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4月

刘元春，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50 人论坛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聘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新世纪人才，“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宏观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

丁晓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轮值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也开启了我国全面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本书从理论基础、核心问题和战略实施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内涵、重点问题和实现路径。作者多年来从事宏观经济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行深入分析。

本书共有三个核心篇章：“理论基础篇”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现代化共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个性、具体内涵和本质要求；“核心问题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面对的几大核心问题，包括“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李约瑟之谜”“鲍莫尔病”“金德尔伯格陷阱”“明斯基时刻”和“卢梭陷阱”；“战略实施篇”从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新发展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多个角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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