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的安德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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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坦布尔
1998年秋天，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安德烈斯躲在出发层洗手间最里面的隔间里，瘫坐在地上，用力把他的古巴护照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掉。他的双手颤抖着，额头渗出一颗颗汗珠，用力倾听外面警察的动静。奔跑声似乎慢慢弱了下来，也许警察已经走远。半小时之前，他在土耳其警方的押送下来到机场，即将被送上遣反回古巴的飞机，但是他逃脱了。
半年前，他以交换学生的身份离开古巴的时候，就没打算回国。当时本来想在土耳其随便找个女人结婚留下来，但是没有预料到和穆斯林结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直到签证过期，他也没找到留下来的方式，于是，他偷偷离开了伊斯坦布尔。他心里想，得去欧洲，也许那里会接受古巴难民。
离开伊斯坦布尔，他坐着大巴沿着公路一路颠簸，先到韦勒梅谢，如果再到达边境城市埃迪尔内，便可以想办法进入保加利亚，然后一路去法国。但是不幸的是在艾迪内尔，边境巡警发现了他已经过期的土耳其签证，将他送回了伊斯坦布尔，欲将他遣送回国，只是在机场的时候他跑掉了。
在洗手间的隔间里，精疲力尽的安德烈斯紧绷着神经，他整理了下衣服，接下来要怎么办，要去哪里呢？还是沿着公路从保加利亚去欧洲吗？他不知道，艾迪内尔周围的边境巡警太多了，也许他需要更为懂行的人的帮助。他看了一下仅剩的一百美元，心里紧了一下，还是先离开机场再说。
安德烈斯再次确认外面的警察的脚步声都已不在，缓缓打开门，将身上穿的黑色帽衫的帽子戴上，快步走出洗手间，下楼到到达层，向出口走去。在离推拉门还有十米左右的地方，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四五个便衣警察，将他扑倒在地，铐上手铐，推搡着带到了地下一层的保卫室。后来上了法庭，因非法偷渡判他九个月有期徒刑。在监狱的每一天，他都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跑步锻炼上，终究是要出去的。
安德烈斯是家里的小儿子，他的两个哥哥在上了大学之后，一个去了政府工作，一个做了外科医生，父母的生活也还算安逸稳定。在古巴，每个人每月分配到的粮票够一个星期的食物，其他的生活支出还是需要工作来赚取。因为办理许可证手续繁琐费用昂贵，私营的生意很少，大多数是小商贩的规模。一个工作没几年的外科医生，在美国一年赚20、30万美元很平常；同样的工作，在古巴一年的收入是360美元。家庭的负担两个哥哥扛去了以后，妈妈对安德烈斯的期望就是他快乐。在这个家庭中，他与生俱来的特权就是他作为小儿子的身份，然而这种身份也暗暗意味着他追求的不仅仅是生存。
其实老百姓的生活，很多时候与意识形态无关，最大的想法就是自由地为自己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老一辈的人看着几十年前卡斯特罗带领国家走出战争，都是他的崇拜者，而安德烈斯这一代年轻的人看到的只是无法自由地工作改善生活，为此，大多数卡斯特罗的反对者都选择流亡美国。
这一年的安德烈斯十九岁，他上了一年大学之后便退学了。他是数学专业，但是学校里教太多的政治相关的内容，他没有兴趣，便决定去自学想学的东西。他一边打着零工，一边学习了数学、计算机、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他坚信，虽然这些知识或者技能在这里不能给他带来更好的生活，但是以后离开古巴便一定都会用得上。一直以来，他的梦想就是离开古巴，去美利坚。
美国与古巴断交 37年，古巴的一千多万人口当中，百万人流亡在美国。哈瓦那东边有一些海边小镇，陆地向北面延伸出来，是古巴离美国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之一，大约200公里，这里也是离死亡线最近的地方。每隔几天，都会有人买下一个汽车轮胎，改造成小皮筏子，带上食物和上帝，忏悔着祷告着从这里出发，向东北方向漂去，追寻一个只是听说过却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愿望。有的时候，上帝会给足他面子，让他奇迹般地躲过了鲨鱼、边防和饥饿，送他去了彼岸。当从海里刚爬上来，踏上了那片土地，他擦干的湿漉漉的身体，奔向边境，如同新生。这里会给他留居权，接纳他的投奔。然而更多的时候，上帝让他们留在了海上，与鱼群作伴，也许在那里，他们也一样可以开始翱翔。
九个月在伊斯坦布尔的牢狱生活，安德烈斯没能给家人打一个电话，全家人也许以为他已经死在了偷渡的路上。刑期结束的这天正好是夏至，他拿到了新发给他的古巴护照，再次即将被送到机场。但是这次，他成功逃脱了。他从希腊进入欧洲，途径阿尔巴尼亚，再到意大利，他多次寻求难民机构的帮助但是并无结果。在路途中听到其他偷渡者说也许法国会收留他，所以，去法国。
安德烈斯是典型的棕发碧眼的男生，他的祖辈是从葡萄牙来的淘金者，骨子里就充满着冒险精神。除了一副舍我其谁的精神气，他有的更多的是拉美人与生俱来的阳光与热情。生命在他的身上以力量的方式呈现出来，他拼了命地去学习，因为坚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能用得上。他费劲体力去锻炼身体，因为相信要经历足够多的苦难才能更接近梦想，所以身体一定要扛得住。漆黑的夜空上出现一束光，他也要竭尽全力向着光束奔跑。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会给你最阳光的微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像其他的拉美人一样，跟你说“朋友，你好。”
在法意边境的小镇乌尔克西，安德烈斯从长途汽车站里出来，刺眼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揉了一揉疲倦的眼睛，习惯性地将黑色帽衫的帽子戴上。经过两个月的徒步行走和长途汽车，他终于到达了意大利与法国接壤的小镇。脸上的浅棕色胡子已经有一两寸长，一个个打着卷覆盖了半张脸，深邃的大眼睛，满头卷卷的棕色头发也已经蔓延至脖颈。皮肤有些油腻粗糙，在阳光的映照下反着光。你没办法看出他只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青年，因为他脸上有的只有坚毅的沧桑。
乌尔克西，是都灵以西的山区小镇，地中海式气候，但是由于处于山区，气候特征并不是非常明显。这时正是干燥的时节，虽然阳光充分，但是并不过于炎热。这小小城镇并没有多少游客，安德烈斯觉得自己的胡子十分扎眼，似乎他所有的秘密都暴露在阳光下。他兜兜转转想找点吃的，但是虽然才下午四点，这小镇的商店几乎都已经关门。乌尔克西距离最近的法国边境只有十几公里，他一定会走完这最后的一段路。“糟了！”他似乎看到了警察的车，“希望不是管边境的，”他心里想。在这种千人小镇上，似乎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哪里有藏身的地方。
想着想着，他的身体不知不觉地开始僵硬，可能是因为饥饿或者是极度紧张，他的思想并不能够控制身体，他已然精疲力尽，却癫狂般地奔跑起来。时间忽然回到了伊斯坦布尔监狱的放风场里，他不停地奔跑，他告诉自己不能停下来，只能继续，再继续。迈下一步就意味着迈下下一步，再下一步，再一步，向前，向前，不能停息，因为停息就是灭亡。他疯狂地向法国跑去，帽衫上的帽子被风吹掉，棕色的头发散落在风中飘荡，喧嚣的警笛打破小镇的平静，警车在山路上追逐一个疯掉男子。他就那样疯狂地向边境跑去，他想起他那省下全家的粮票给他买牛肉吃却快一年不知他所踪的母亲，想起他那个抱着汽车轮胎朝美国飘去却再无音信的表弟，他想起在伊斯坦布尔监狱里无数奔跑的日夜。生命翘起中指给他开了个玩笑，他似乎并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似乎还在那个监狱里奔跑，只是一圈又一圈，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原地。“举起手来，你被捕了！”两个意大利巡警将他扑倒在地，搜出他裤兜里的护照，“古巴的偷渡客，跑得还挺远！”另一个说道：“这家伙可真能跑，开车追了块20分钟才追上！”
安德烈斯的脸上眼泪混合着泥土，他没有挣扎，只是咆哮着哭。乌尔克西这样安静的小镇，只有神庙和雪场，这里容不下安德烈斯，这次他真的被送上了遣返古巴的飞机。
在古巴，安德烈斯出生的小镇是离美国直线距离最近的小镇之一，镇上有一面墙，上面写着“最后走的人，请关灯。”
二、哈瓦那
2016年，这个时间的哈瓦那，闷热的空气中充满了躁动，卡斯特罗去世了。
听到CNN新闻的时候，我正在曼哈顿第五大道725号的公寓里准备早餐。烤面包器哒地一声，让我从新闻中回过神来，看着窗外，一眼就望到头的中央公园从59街延伸到110街，侧过头，视线掠过楼顶，停在远处新世贸大厦的塔尖上。一眼望过去，就像看到了整个一生。
未婚夫去中央公园晨跑了，本来之前提议一会儿陪我去看婚纱，但是我还是推脱了，谎称闺蜜会陪我去。实则是闺蜜兴致勃勃地在维拉王的网站上发了我几张截图，我在微信上速速向右刷刷刷了三下，行，就它了！尺码合适就和可以，试穿就不必了。闺蜜扫兴地埋怨我，“一生只穿一次的婚纱，你就这么不上心”，似乎要走向教堂的那个人是她，而不是我。
我和未婚夫认识半年，他求婚，我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受洗，但是我不懂天主教，是未婚夫和他的家人建议我受洗，我便依了他。他说婚后我们离开曼哈顿搬去长岛，我依了他。他说婚后让我辞职生孩子照顾家庭，我也说好。
十五年前，我不是这样的，我不轻易说好，不轻易依了别人，我会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用带着标准古巴口音的西班牙语吵架，指着你的鼻子告诉你你错了，站起来跟你扭打在一起，直到你听我的。那时，我的你，叫做安德烈斯。
2001年，我十八岁，高考前，不爱学习。老爸跟我说：“高考你也别考了，加拿大、古巴，你选一个。”当时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和古巴有几批留学项目，去学医或者学法律。我想，加拿大有钱就能去，古巴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再说，去了还能学西班牙语。于是，毅然决然得选择了去古巴学医。
我拖着两个28号行李箱来到哈瓦那，很荣耀地和卡斯特罗成为了校友，住进了我这年轻生命里住过的最简陋的宿舍，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我们宿舍里都是同一批项目来的中国学生，刚到的几个星期我们还在赞叹各种口味的黑豆饭都很好吃，几周之后，新鲜感就渐渐消退了。第一个学期平时不能出校门，到后来，我最期待的时光就是每周末用公共电话亭给家人打越洋电话，思念油然而生。
我与安德烈斯相遇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当时第一个学期结束，我想在学校周边租套房子住，我拿着地图和地址按图索骥，蹩脚的西班牙语也让我反应十分慢、效率倍低。那个没有手机没有GPS的国家，身体力行成了获得真知的唯一方式。“中国女孩！你看起来很迷茫，要去哪里我带你走！”我猛地停下神，抬头看见这个棕发碧眼露着一口白牙笑容灿烂的男人，尴尬了一下，使劲全身力气搜寻脑袋中的西语，也只是说了句，“不用，谢谢。”“美丽的姑娘，我指给你！是去旅游吗？那个地方貌似没有旅游景点，你应该记错了，那里是一片的住宅。”他讲的内容我只听懂了一半，只记得他声音很吵，说起话来手舞足蹈，一份信心十足的样子，热情得让我怀疑。他还在喋喋不休着，“哦，不用了，谢谢。”我又尴尬地笑了一下，转身离开了。
在来古巴之前，我知道的古巴是科伊巴雪茄、滚烫的土地、热情的人。来了古巴之后，我知道的古巴是5、6美元一分钟的国际长途和稀缺并昂贵的上网机会。
在古巴，家庭擅自租赁自家房舍给外国人是不允许的，因而房屋租赁也就成了一个背地里进行的活动。整个一个下午，我从河谷路到哈瓦那湾不大的一篇区域里只看了朋友介绍的一间房子，一路迷路问路走错路，终于回到了学校，心里觉得委屈，埋怨父亲把我一个人送来这么落后的国家，埋怨周围人都在说什么鸟语我听不懂，埋怨打个电话都那么贵。我想回国。
回国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一旦开始滋生便会迅速生根发芽盘根错节挥之不去。其实侵蚀人的不是思念本身，而是以思念为导火索的脆弱，让人产生幻觉，觉得只要离开，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只要回到爸爸身边一切就好了。不过，只有每当独处的时候才会脆弱，或者说是放任脆弱，回国的想法就愈发强烈。可悲的是，在感情充沛的时候，身边总没有电话让我可以及时跟爸爸倾诉，而每到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却会瞬间遗忘脆弱带来的苦楚，只记得回国这么一个空洞的概念，悬浮在空气里，无凭无据。在爸爸面前，我想表现得坚强独立，假装久了，就连自己也信了。
眼看天色黯淡下来，我离回到学校还有十几个街区。在这潮湿的空气中，我留着眼泪哽咽着，没人听到，也没人听懂。一阵海风吹过，我打了个哆嗦。“中国女孩！是你吗？我们一天遇见两次，上帝想让我们相识！”我神情恍惚地瞅了一眼这个男人，思绪一瞬间被这么接地气的拉美男人拉回现实，我警惕地窥视着他，不知道眼泪有没有停下来，仿佛我的秘密都已经被他看透。“中国女孩，这么美丽的你不要哭。我家做的酸奶很好吃，我的商店就在下条街，你等进屋里拿点牛油果，然后我带你去店里。”
我不喜欢这些古巴人喊我“中国姑娘”，也不喜欢每新认识一个当地人就被问及我认不认识他们的另外一个叫做李某或者张某的中国朋友。对于这些喊我“中国女孩”的古巴人，我便会在心里翻以白眼，直到很后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讨厌古巴人，那我就要讨厌全古巴的人了。只是那个时候，我还并不知道。
“我叫安德烈斯，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趁他回家的时候悄悄离开这个讨厌的古巴男孩，也许只是在等待一些外界的力量让我不再被自己的思绪纠缠。几分钟之后，他兴奋地跑出来，拎着一塑料袋牛油果,“你知道我的秘密菜谱吗？就是它！我喜欢把牛油果和番茄搭柠檬汁香菜混在一起，最好的就是在有一些新鲜的三分熟牛肉，那真是人间美味，配上我自己做的酸奶，就是完美。我看你是美丽的中国女孩才告诉你，中国和古巴是朋友，我希望古巴和美国也是朋友。”
安德烈斯在学校旁边做电话生意，顺便兜售一些家里自制的酸奶。因为电话费率很高，当地有一门特别的生意就是通过网络打国际电话，话费能从一分钟5、6美金降到一分钟1美金。安德烈斯的生意只有在周末才红火，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或者游客排着长队来打着相对便宜的电话，以解思念。因为是星期三，这天傍晚并没有太多顾客，他便在小店里给我做起了牛油果沙拉，请我喝酸奶。一瞬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群他的古巴朋友，说说笑笑。说着说着他们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吃起来安德烈斯做给我的沙拉，又忽然，不知道谁放起了莎莎音乐，吃着牛油果喝着酸奶的人们便跳起舞来。
我所知道的拉美人，就是一天睡到三竿，起来去赚一天的饭钱，够了之后便吃着街边美食跳起舞，生命其乐无穷。有时候甚至不太明白他们在高兴什么，只是知道他们高兴，那我也就跟着高兴好了。如果有什么烦恼在一支莎莎舞之后还解决不了，那就来两支。
在我认识了安德烈斯之后，他每天都会走几条街来学校看我，用大的塑料可乐瓶满满装着他家里当天做的土酸奶，在校门口跟门卫打招呼，“朋友，你好！是的，我来了，与往常一样。”，然后再把酸奶转交给保安，由他递给我。他一般下午四点过来，这是他的每天生意忙起来之前，我的宿舍窗户沿街，他只要开始跟保安打招呼，我就能听到那个大嗓门，知道他到了。这样的生活，一过便是三个月。我渐渐开始等待他每天的到来，想来是因为酸奶的味道确实不错。
我过19岁生日的那天，在家邀请了几个同学朋友来我刚租到的小房子里庆祝，这间房子是安德烈斯的朋友帮我找到的，屋子有些年岁了，十米见方，墙角有些蜕皮，听说在我之前是房东的哥哥在住，只不过哥哥有一天抱着汽车轮胎出门，便五年没有音讯了。我们一人做了一道菜，虽然热闹却也生产了不少垃圾。后来，等大家都散去了，安德烈斯留了下来帮我收拾残局，他一边刷着碗一遍骂骂咧咧却十分自得地喊道，“你看见咯，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他熟练地将盘子用纸擦干，在架子上摆放整齐，搓干净洗碗布，拧干、悬挂。然后搓着香皂，认真地清洗着自己的双手，冲洗，仔细擦干。他转身走到窗户边，慵懒地椅在墙上，看一眼窗外，抬手轻轻挠一下头，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他脸上挂着笑，没像以往一样露出一排白色的牙齿，略显局促，他停顿了一下，拉起我的手，“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从这一天起，我依然天天会收到他做的酸奶。不久以后，我们在学校外找了房子住在了一起，我做饭来他洗碗，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五年。他依旧是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计算机。我开始在医院见习的时候，经常上夜班，他也会在家开夜车学习。等到早晨，在家烧好洗澡的热水，再来医院接我，待我洗了澡，我们一起睡早觉。记得有一次学校几名学生同时感染水痘，学校封闭一周，他每天会来给我送饭。平时都是我做饭，他也就看看从来没实践过，这次他送来的饭菜都是凭他的记忆自己做的中国菜。比如凉拌黄瓜，只是放了太多醋；再比如手撕包菜，只是放了太多的辣椒。大学女生的爱情，除了爱情本身，幸福的事还包括被同宿舍的同学羡慕。每天安德烈斯来送饭，我们宿舍的女生都比我还激动，兴奋地跑到窗口和安德烈斯打招呼。
我的房东是一个老太太，得了乳腺癌，切除之后转移到了肺部，变成肺癌。她的经济条件在古巴算很好的，一个月我付她50美金房租，再加上她20美金的退休工资，生活已经无忧，还有钱去做化疗。她家有三只狗，一只哈巴狗在屋里，两只腊肠狗常年在院子里转悠。有一次我做了鸡肉炖土豆，剩一些骨头汤，我想着她拿过去可以喂狗吃。第二天，她见到我，很开心地跟我说，昨天我做的土豆汤很好吃。从那以后，在家里做菜，做了总会给她端一点。我在她家一住，就是五年。她家那只黑色腊肠狗，因为年龄大了，经常大小便失禁，把屎拉在我正门口的台阶上。加上古巴燥热的天气，每次安德烈斯都要拿水龙头冲好久才能冲掉气味，我一点都不觉得它可爱。
每个周末，我会买一些日用品比如洗发液沐浴乳和肉跟安德烈斯一起回他家，他的爸妈见到我们总是很兴奋，爸爸会挑一只最肥的鸡，杀给我们吃，运气好的时候还有牛肉。古巴的牛肉很贵，供给有限，买一斤牛肉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若是非法偷杀一头牛，要坐15年的牢。和安德烈斯在一起两年之后，我的西班牙语已炉火纯青，可以毫无压力地冒充一个地道的古巴人。
记得有一段时间，安德烈斯在隔壁小城工作。一个周末，他为了省钱走了十几个小时来哈瓦那看我，带着一只从海里抓的大龙虾，清蒸了之后裹上黄油，再撒上柠檬汁，装在陶瓷餐盒带来找我。我们坐在学校门口的棕榈树下，他给我一点点剥龙虾壳。当时龙虾已经凉透了，但是我手里抓着龙虾肉，哽咽着把眼泪一同咽了下去。
医学院最后一年，我本来有回中国医院见习的机会，但是为了安德烈斯，我还是留了下来，我已经离不开他了。在古巴的第六年，我的学业即将完成，我和安德烈斯商量，跟我一起回中国。我知道他的故事，也知道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里，用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也知道他最想去美国，但是我对美国并没像他一样特殊的情节。我能做的，至少就是带他离开古巴，不用再奔跑。
人类最大的特权，无非是自由地为自己工作，以小好利大好，物尽其能人尽其职。我从小见证了家庭的变动，我出生在重庆一个苏俄式的一室两厅的家属楼，爸爸是个卡车司机同时也倒腾一些小生意。小学时候，他开始做包工头，后来进入房地产，我家也搬进了更大公寓，我有了阿姨照顾，几乎见不到爸爸。中学时候，爸妈离婚，我住进了上海郊区的别墅，妈妈改嫁，爸爸新娶，我成了那个多余的小孩。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最终会离开这个家的，所以父亲和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让我出国。我看到了父亲从一贫如洗到如今的家财万贯，一直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从来不知道有些地方，自己努力并没有用。我经常会主动补贴安德烈斯和他家人的生活，没有期待什么回馈，只是关心他和他的家人。
在古巴的最后一年，感情并不顺利，我们经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吵架。一次，我们一起过马路，我看到后面有车，便走前一步，从前面牵住他的手，拉着他往前走。到了马路对面，他竟然很生气地甩开我，看似是受到了很大的冒犯，气愤地冲我喊，“你为什么要从前面牵我的手，那是男人应该做的事，你应该让我牵你，而不是反过来。”他骨子是一个典型的古巴男人，性格倔强，大男子主义，家庭观念很强。他无法容忍在更多的时候是我帮他，而不是他在帮助我。“你冲我发什么脾气，你有能力你拉着我呀！你穿的用的都是我给的，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拉你的手，你有本事你可以来拉我！男人应该做的事你到是去做呀！”我的西语都是在跟他吵架的时候练出来的。有时候我真是受不了他动不动就燃烧的火爆脾气，我知道他最脆弱的地方，所以我要用语言伤害他，就为了嘴上出一口气，而且我坚信他不会离开我，但是这次，我也知道我说得过了。他愤怒地甩开我，扬长而去。
安德烈斯聪明坚毅、嗜书如命，他拥有一颗世界公民的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但是他的能力和才华在这个国家都无法发挥出来，他只能让外国游客来他的小店打电话，一天赚不到一美元的工资。我甚至可以看到他身体内被压抑的力量，他的悲愤、他的痛苦。我从来没如此强烈地认为上帝让他出生在这个地方是多么的不公平。我爱他，爱他身体里的力量，爱他无论如何和不服输不会被压趴下的倔强性格。或者说，我爱的是他谜一样的苦难，爱的是我可以拯救他的特权，爱的是被需要的那种感觉。我要带他离开这里，带他回中国去。
在古巴的第六年暑假，我租了辆车开始了环绕古巴的自驾游。刚到古巴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哈瓦那情侣大道的海滩，加勒比白色沙子和清澈的蓝色的海，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如果谈恋爱了一定要来这里。和安德烈斯在一起的这几年，其实很少会想到想要去哪里玩，因为有他在的地方，就是世界。我们来到这个雪白的沙滩，铺开浅蓝色的沙滩巾，抹上美黑霜，并排躺下，阳光暖暖地晒遍全身，一起晒成黝黑的小麦色皮肤。我拉着他的手，时间就在这一刻停止吧，还有比这更美好的时光吗？
“小楠，这边沙子不是很匀称，我们换到那边去。”“坐了一天车好累，你就不能享受一下阳光吗？这里的沙子没有什么问题。”安德里斯搅乱了我的美梦，实在不愿意搭理他。“开车的人是我……”安德烈斯嚷到，“付钱的人是我！”我又说出了一句愚蠢的话。当一个女人为一个你爱的男人花钱的时候，你从来不觉得心疼，只是想要让他拥有你能给予的最好的一切；但是每当你们吵架的时候，你总会觉得自己付出的更多一些，而你的男人却付出得不够多。女人会觉得委屈，觉得的没有得到应有的怜爱，所以女人要去用她所知道的最痛的方式去伤害这个男人，虽然这每一刀明明都是割向这个男人，但是女人自己也经历着同样的疼。
“小楠，我不爱你了，你走吧。”
我卸下墨镜，“你说什么？”
“这次旅行到此为止吧，我送你回哈瓦那。”
我瞬间坐起来，“安德烈斯你再说一遍？”
我不相信他会离开我，我相信他是爱我的，而且至少我是他离开这个国家的底牌，他是得有多么不喜欢我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六年的爱情说放弃就放弃了吗？我不敢想。
“安德烈斯，跟我回中国吧，你可以自由地去工作，去做你想做的事。”
三、上海
我不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我的成长期只有缺席的父亲和不知所措的母亲。在我懂事之前，爸爸的公司还处在成长期，直到我去了古巴这个花钱也买不到东西的地方，父亲才成了真正的大老板。他对我的宠爱从未变过，一直是一张没有额度的信用卡和做财务的小姑每月再打给我的美元。我知道他从来没心思管我，他不期待我大富大贵，只是想让我独立、平安。送我来读医生，其实是想让我最终能去美国当个医生，因为那里医生受到尊重并且有不错的收入，这样就够了。他也没有能力再给我更多，他还有新的家庭要去照顾，我也不想让他为难。他从来不过多过问我和安德烈斯的事，只是淡淡地说过，“你们不合适”。
在全家人毫无疑问的反对下，我坚定地带着安德烈斯回了上海。我本来想跟他在国内结婚，但是我能看出来这还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在中国，对外国人来说拿到永久居住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工作就会很快失去合法身份，我知道，他不在想要再为身份的问题而奔波，而且他这么一个希望全世界都依仗他的大男人，怎么可能把一辈子的希望就依托在我一个女人的身上。他不会讲中文，这么多年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完成他的那个美国梦。
1966年，美国通过了所谓“湿脚和干脚”政策的“古巴移民修正案”。根据这一法案，只要古巴人“干脚”踏上美国的领土，哪怕是岛屿或者岩石，都可以获得合法留居权，几年之后可以申请永久居住权以及美国国籍，但是如果当偷渡的古巴人被美国的海边巡逻队发现的时候是“湿脚”，则会被立即遣返。因此，对很多的古巴人来说，干脚踏上美国的领土就意味着工作、房子和自由。也为此，很多的古巴人，都选择用生命做赌，偷渡去美国，很多人会死在路上或者海里。
“安德烈斯，咱们管我爸借钱，送你去美国吧。”
“我已经花了太多你们家的钱，怎么还能再要你父亲的钱。”
“让他借给你，等你在美国赚了钱再还我爸。”
谁都知道我这是多么混账的一个提议，向我爸借钱给古巴的男朋友，让他偷渡去美国，这笔钱要真是借出去了，就是不打算再要回来。
“我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要给我买了戒指再走？”
“这些钱对于你爸根本不算什么钱，他那么有钱。”
“你这混蛋，我爸不给你钱，你哪来的资本去偷渡，你说不定还会在什么古巴墨西哥的监狱里呆一辈子！”
我再次触及了一个男人的底线，安德烈斯如发狂一般地一把将我狠狠推倒在地上，一个人转身跑出门去。他竟然动手敢打我！我的心里狂风暴雨犹如刀割，我这么这么样地帮他。是，这些钱对我爸不算什么，但是这些钱可以改变你这个混蛋的一辈子。你想要的美国梦，你要想要的自由，我给你，都是我给的，没我你算什么！我瘫坐在客厅沙发上哭，整栋楼里没有人，安德烈斯你是多么狼心狗肺，我还想帮你，我得有多愚蠢才会这么爱你。而我这么爱你，你都看不见吗？
他一个外国人，不会讲中文，没有电话，身上也没有钱，在青浦这荒郊野岭的地方转了几个小时便回来了。我装了几件衣服准备去小姑家住几天，房门钥匙扔给了安德烈斯。
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记忆里的那个咧着嘴笑的安德烈斯已经不存在了，呵，怎么会存在呢，我们都已经不是18岁了。一周以后，我消了气，回家，他一个人语言不通，我再怎么生气也不能留他一个人。我没有把我们再次争吵的事情告诉家人，我依然会向爸爸借钱让他去美国，我也要跟他一起去。虽然美国从来不是我的梦，但是我们的爱情是。也许只有去了美国，才能挽回一切。
我很少能见到爸爸，哪怕回国了也是。我得跟他的秘书查看他的时间表，然后预约见面。那天安德烈斯去父亲公司谈话的时候，我没有在。安德烈斯用英语讲，父亲的秘书做翻译。我不知道他那天讲了些什么，后来父亲只是告诉我，安德烈斯在他面前说，“你最应该为你女儿骄傲的事情就是西班牙语，我不敢向你保证小楠的医术是学校最好的，但是我在古巴再也没有见过一外国人比你女儿的西班牙语更好。”我笑笑，我那都是跟你吵架吵出来的好吗？
父亲借给他了10万美金，他签了借条，买了回古巴的机票。我在浦东机场送他的时候，我身上还有之前换的两千多美金，也都塞给了他。没有吻别，淡淡得拥抱，他红着眼睛，转身走了，没有回头。
我的眼泪是多么的多余。
安德烈斯走后，我报了英语班去学托福，准备去美国。他走后三个月，我没有一点他的音信。没有邮件，没有电话，没有一切。我在等他，如等待从战场归来的男人一样，我信他，虽然他并未承诺。小姑说，别等了，他爱的是美国，不是你，你成全了他，你们也就结束了。
四、华盛顿
这是2006年，安德里斯离开上海后，回了古巴的家，把我父亲给他借的钱留下了一部分给家人，然后道别。这一年，美国与古巴断交44年，我不能想象他的妈妈会是多么舍不得他，这种生离既是死别。
安德烈斯联系了古巴当地的蛇头，帮他办了假的墨西哥签证，计划让他从墨西哥入境美国。他在哈瓦那机场登机的时候，检票员说，“你这墨西哥签证看起来是假的”，这些机场的检票人员见过太多安德烈斯这样的偷渡客，“就算我让你上飞机，到了墨西哥你也无法入境，还得回来。”安德烈斯机灵地答道：“你看，我这里还有中国签证，我的墨西哥签证是中国办的，所以看起来不太一样。”检票员淡淡地合上他的护照，微笑了一下，办好登记手续，把护照和机票都还给了他。可以走了！
飞机从哈瓦那飞到了墨西哥东部城市坎昆，入境墨西哥的时候竟然异常顺利。在蛇头的安排下安德烈斯在坎昆住了一晚上，那个仓库里全都是拉美各国要偷渡去美国的人。第二天，蛇头送他到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市，这里与美国德克萨斯的艾尔帕索市毗邻，之后他打车来到了美墨边境。的士司机把他放到了格兰德河边，“祝你好运，朋友！”
他干着脚踏上了美洲大桥，最后回头望了一眼华雷斯，向美国边境飞奔而去。他的帽衫被风吹起，棕色的头发飘散在空中。
他掏出古巴护照，美国海关看了一眼，笑着说，“Welcome to freedom”，欢迎来到自由国度。
也许上天让他在伊斯坦布尔吃够了苦，这回并没有为难他，他终于踏上了美利坚。
离开上海五个月后，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身在迈阿密的亲戚家，我兴奋极了，让他立刻写邮件给爸爸感谢他。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按捺不住要去美国与他团聚，我期待着各种我们见面的方式。我心里很着急，生怕他真是利用了我去了美国就再也不要我了，我一定得赶紧去。我不信家人说的什么他在利用我，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这快七年的感情，他们哪里懂得我们的爱情呢。
因为英语太差，我最后还是通过语言学校去了美国，我在华盛顿，和他通了电话，他说来看我。
又过了两个月，安德烈斯开着刚买的二手小破车来看我，为了省钱，他的手机没有包上网流量，他拿着一张地图从迈阿密一路开了过来，16小时的车程。到了华盛顿之后，找不到我住的街道，在市里绕了两个小时才到我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一脸胡渣，头发已经长成了艺术家，俨然一副中东人的模样，再加上一夜没睡，一脸疲惫。“你怎么不收拾一下就来了！”我十分不理解安德烈斯为什么对我们的见面这么不重视，我可是画了两个小时的妆。“嘿，我想节省一些钱，剪头发太贵了，我省下钱想寄给家人，让他们过得好一点。”“你满脑子都是你的家人，那我呢？我在你心里算什么？”
我所期待的种种浪漫的场景都没有出现，没有玫瑰，没有精神气，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垮的满脸沧桑的男人。这样的景象让我再次想起来我们在古巴的最后一年有多么糟糕，无尽的争吵，从小吵变成大吵然后变成动手打人。我本来以为美国是我们爱情的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没想到却成了我们爱情的终点。
争吵的同时，我又在心疼他，让他休息，而他却说：“我只能呆一天，明天就得回迈阿密工作。”我看不到他眼中的温存，他给我讲他没有学历，只能干体力活儿，他要努力赚钱，上个学，总会好起来的，希望有一天可以接家人过来团聚。不过，他也应该知道，很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家人了。这天晚上，我帮他查好了回去的路线，打印了很多地图，从哪里上高速，从哪里拐弯，从哪个出口出。第二天清晨，他走了。
我想，这应当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吧。后来的几年里，他慢慢还清了爸爸借他的钱，我们却再也没有联系过。
五、纽约
2015年，断交53年的美国和古巴在奥巴马任内恢复了外交，华盛顿的使馆街终于有了古巴的门面。这个时候，我已经搬到了纽约，是一名外科医生，我住在上东区的公寓里，白天去诊所，晚上练瑜伽。我33岁，父亲已经给我办了投资移民，我的生活一如父亲所期待的，平淡而幸福。他的生意也已经做到美国，他和后来妻子生的小妹妹也已经到了快上大学的年龄，在曼哈顿读着私立高中，立志从事时尚行业。
我赚的钱对生活来说绰绰有余，买包，没有场合背；买鞋，没有场合穿；买房，一个生活不需要太多空间。我不热爱医学，只是生活的手段。整个城市弥漫着躁动的欲望，爱情很少，因为谁都不再是谁的必需品。我只是想要个孩子，让孩子有个正式的家庭。后来在相亲网站上认识了未婚夫，身高185，金发碧眼，麻省理工毕业，华尔街量化交易员出身的投资专家。就他了，适合做我孩子的父亲。美国，是安德烈斯的自由，但是，我却成了我的牢笼。
五月认识，十月订婚，十二月婚礼，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我搀着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神父，神父宣读誓词，未婚夫拉起我的手，“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接受你成为我的妻子，从今日起，不论……”这时，教堂的门吱得一声打开了，是安德烈斯，我知道你会来的！只见他一身挺拔的白色西服，没有胡子，明亮的眼睛，修整的头发。“我反对！”安德烈斯大步跑上前，“你不能嫁给他，小楠。我在这里，这么多年我没有来找你是因为我不想再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不想依靠你，依靠你父亲，我想用自己赚的钱来养自己的女人。我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想念你，没有停止过对你的爱，但是我自卑知道配不上你，我能做的只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直到可以配得上你的爱，我从未停止过努力。我得先找回我做男人的尊严，再回来爱你。如果你爱他，我会祝福你；如果你不爱他，那我不会允许你嫁给他！现在我回来了，跟我走吧，小楠！这一切都太仓促了......”说着，安德烈斯从口袋里掏出来戒指，给我戴上。我像电视里演的那样，穿着婚纱跟安德烈斯从教堂里跑出来，沿着第五大道奔跑，我扯掉头纱，扔掉高跟鞋，追随他而去。
“新娘…新娘…新娘…该你了”，神父冲正在愣神的我尴尬地微笑，我回过神来，恍恍惚惚看着教堂紧闭的大门，台下有我医学院的朋友，未婚夫的同事，我们的家人们，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盯着我看，还有眼前站立着未婚夫和我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没有一袭白衣的安德烈斯，我如梦初醒。
“哦，好的。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接受你成为我的丈夫……”
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总想回古巴看看，替安德烈斯看看他的家人，再看看我们当时租房的房东老太。听说她的那只老腊肠狗在我离开不久就去世了，紧接着房东老太也因为肺癌转移到大脑，没坚持多久就走了，我得知消息的时候，她已经下葬三个月。
其实一年之前，我真的见到了安德烈斯，他来纽约看了我。他没有穿西服，依旧是牛仔与T恤，满脸胡茬，说在迈阿密拉美人的聚居区买了房子，有三个孩子，孩子母亲跟人跑了，他在跟新偷渡来美国的哥伦比亚的女友同居，但是他想也许很快就可以把爸妈接过来了。临走前，他留下一个大盒子，里面是一个大桶塑料可乐瓶装的酸奶，还有一盒牛油果沙拉，里面有很多的牛肉。
我想，我们的爱情，应当只会生长在古巴。
文章来自作者个人公众号：山石湖畔（ID：hsy_s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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