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在砖石与彩色玻璃之后
每次，当它在遭遇破坏后重新得以修缮与恢复时，这本身就暗示着某种转折，甚至断裂，而更多的是意义的累积与创新。
不同的人群而言，巴黎圣母院就好似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般，有着十分差异的认知和理解。从其于中世纪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它是国王们于此展现自己权威以及“天赋君权”的殿堂；对于18世纪的革命者而言，它是教权与皇权的象征；对于那些熟悉且对欧洲艺术以及建筑史感兴趣的人而言，巴黎圣母院则是哥特时期的典型艺术杰作，通过它所展现的其实是12世纪诞生于法国的哥特艺术思潮的兴起，以及在19世纪随着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思想先驱普金与约翰·拉斯金等人的重新发掘，而使得哥特艺术与建筑再次成为欧洲新艺术产生的内在动力；而对于更广大的读者而言，巴黎圣母院的印象则来源于1831年文豪雨果所出版的同名小说，丑陋无比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和美丽的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之间的优美情感，令人唏嘘且迷恋，由此也使得这座原本遭受了众多磨难的天主教堂再次受到重视，而于几年后在法国著名建筑师勒-杜克等人的精心设计和修缮下拥有了今日的模样……
是因为不同人群对这一建筑的不同认识、感知与理解，而使它成为这些意见交汇的重要场所，由此出现了其后“成败皆于此”的状况。勒-杜克的修缮工作耗时两年，并且十分精彩地诠释并极大丰富了其风格化修复的内涵。在其《巴黎圣母院报告》中，建筑师写道：“修复的目的是让建筑重现已经被剥夺的丰富和光彩。在修复中，艺术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将自己完全抹去，忘记自己的品位，自己的直觉，来研究自己的修复对象。”这里存在的一个观念是“某座被毁坏的建筑能够通过修缮而恢复到最初的模样”，由此也希望能够重新接续那一在历史发展中被摧毁或消磨的内在精神与气质，但事实似乎却并非如此。
巴黎圣母院在各个时期所遭到的有意奉承、辉煌或破坏与损毁本身，所折射出的是不同群体、集团、文化以及政治势力的角逐与斗争，因此当它在遭遇破坏后重新得以修缮与恢复时，这本身就暗示着某种转折，甚至断裂，而更多的是意义的累积与创新。而或许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巴黎圣母院复杂且迷人的气质。
在雨果的小说里，这个发生在教堂内的故事中却有一个十分邪恶、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克罗德，对此所产生的讽刺或许也正暗示了伴随着19世纪世俗理性主义的崛起，传统中世纪对于个体的束缚力量遭到批判与抛弃。那么作为中世纪神学思想具体化的这一哥特式教堂呢？在这一空间内，不同阶级、文化与性别的角色在其中穿梭与碰面，产生联系与摩擦，甚至激烈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雨果在借用巴黎圣母院所代表的传统气氛的同时也在重新为其赋予新的意义和生命力。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建构了它蔓延至今的新的魅力，以及它作为某种象征生命的延续、发展与不断地更新。
一座建筑永远不会仅仅只是如此，很多时候它们既见证着各种社会思潮、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协调与碰撞，同时也为其所再次塑造和创造。1969年，在由肯尼斯·克拉克所主持的BBC纪录片《文明》中，站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克拉克对着镜头说道：“什么是文明？我不知道，我无法用抽象的定义来界定它，但是我认为当我看到它时，我就会立刻知道”，然后他转看圣母院，补充道：“我现在正看着它。”
然而，建构出这一“文明”的历史我们却很难通过直观地看就能知晓，以及在那些美丽的砖石墙面、轻佻高耸的结构以及五彩迷人的中世纪彩绘玻璃背后，流动的其实是十分激烈的摩擦、碰撞与融合，影响着过去、现在甚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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