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一身书生气，更有顽强的意志。医学界的“铁娘子”闻玉梅说：我很自豪，选择了医学和教育作为我的终身事业。

闻玉梅，微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

闻家是湖北浠水的大家族，闻先生的家庭可谓累世书香。其父闻亦传是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的堂兄，在清华读书期间，闻亦传与堂弟闻一多等人组织了“上社”，切磋学问，关心时事。这样的家庭既养就了闻玉梅一生的书生气，也炼成了她顽强的意志。

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而闻玉梅说，“我没能力救人的灵魂，只能做医生救治人的肉体，同时，也努力在医学实践中关心、帮助人的灵魂。我很自豪，我选择了医学和教育作为我的终身事业。”

   母亲影响，医学也有人文因素   

人生路上，总有些人引导了最关键的几步。母亲对闻玉梅一生影响至深，是第一个让她崇拜的对象。

闻玉梅的父亲闻亦传、母亲桂质良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留美博士。1922年从清华毕业后，闻亦传官费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于1924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其母桂质良192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的出国留学名额，1922年进入美国卫斯理学院，后考入霍普金斯大学，192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闻亦传夫妇双双学成归国，一腔热血要将所学报效国家。1934年1月16日，闻玉梅在北京出生时，父亲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副教授，母亲则在北京道济医院从事医疗工作。1939年，闻亦传染病早逝，那年闻玉梅才5岁。

1941年，母亲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上海，生活艰辛。为了让闻玉梅姐妹接受最好的教育，桂质良四处兼职。闻玉梅先就读于上海中西第二小学，后进入圣玛利亚女中，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发奋学习，连年都是第一名而获免学费。

“对于每一个年轻人而言，选择终身职业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闻玉梅说。令人意外的是，少年闻玉梅的第一个梦想是考华东戏曲学院，去唱戏。尽管被吓了一跳，身为儿童心理学专家的母亲还是尊重女儿的选择。

闻玉梅（右）与母亲（中）、姐姐（左）

直到如今，闻玉梅依然非常佩服母亲的教育理念。母亲桂质良是我国精神科发展史上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儿童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专家，但她本人其实非常喜欢文学。那时候，家里除了医学专著，最多的就是母亲爱读的英文原版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莎士比亚全集》，还在读中学的闻玉梅课余也捧着天天看。后来，母亲告诉闻玉梅，自己之所以选择了心理学，就是因为心理学相对与哲学接近。自己喜欢一个事情，并不代表自己擅长从事这个职业。

闻玉梅对当年的“演员梦”，评价是“糟糕透顶”。好在最终，她和姐姐都决定跟从父母的选择，去学医，在医学中实现治病救人的理想。“我很感激母亲当初并没有左右我的想法。对于现在的父母，我想给的建议是，可以影响、诱导孩子，但不要强迫。自己选择的路，不会后悔。”

当时上海有三所大学有医科，圣约翰、同济、震旦，但闻玉梅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上海医学院，“因为这是唯一一所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医科。”

   感念导师，开启探索之路   

1951年，闻玉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医学院，进入医疗系开始本科学习。五年本科之后，闻玉梅面临着选择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做一名临床医生，还是从事基础医学的研究工作？

最初，闻玉梅在内科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现代医学还缺少有效的治疗手段。“那时候，无论是心脏还是肝肾，绝大多数的病都无法治愈，只能缓解。唯一只有大叶性肺炎，用上抗生素基本就能拿下。”闻玉梅因此觉得亟需发展中国人自己的生物医学，报考上医微生物学著名教授林飞卿的研究生，成为了闻玉梅的下一个选择。

不料林教授只收学俄文的学生，英语一流的闻玉梅“先天不足”。好在爱才惜才的林飞卿被闻玉梅的才华和执着打动，拨通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微生物学一级教授余贺的电话：“你的研究生发榜了吗？我给你一张试卷，你看后再作决定。” 余贺看了闻玉梅的试卷后，当即表态：这个学生我收了！于是，闻玉梅跟从余贺，踏上了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的研究之路。

闻玉梅给晚报读者的题词

闻玉梅至今记得余老师给她出过的一道怪题：重复一项1911年的免疫学经典实验。至于需要哪些器材、要经历哪些步骤，都没有说明，全部放手。闻玉梅一头扎进图书馆查阅资料，跑到生理学教研室，向老师讨教如何取出未受孕豚鼠的子宫，并让它在体外存活。为了实验中需要的药品制剂，闻玉梅千方百计联系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摸索的过程虽磕磕绊绊，我却感受到了科研探索的乐趣和成就感。” 

1957年，闻玉梅回到上医做助教。1960年，闻玉梅与林飞卿教授终于结下了师徒之缘。为了培养闻玉梅的耐心，林教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闻玉梅说，“你就像在打少林拳，应该多打打太极拳”，还真的带着闻玉梅一起练起了太极拳。每天傍晚，师徒同打太极，成为当时校园的一道独特风景。最让闻玉梅感动的是，有一天林飞卿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学得差不多了，应该换导师了”，再次将爱徒推荐给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中科院院士谢少文做“徒弟”。

谢少文教授是中国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开拓者之一。闻玉梅记得有一次陪同谢教授去哈尔滨做学术报告，老师特意将上台的机会留给了自己。面对这一机会，从未上台做过报告的闻玉梅起初有点胆怯，谢老师鼓励她，“不要紧，你做报告，我坐在你旁边。提问你先回答，你答不了我再替你回答！”为了提高闻玉梅的思维敏捷度，谢教授还专门带着她每天打乒乓。难能可贵的是，谢老师总是嘱咐闻玉梅，“不要把目光停留在上海等发达城市，更要为边远地区培养人。” 这为闻玉梅后来专门赴贵州、云南、新疆等地送医下乡和培养学生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教书育人，把自己变成“种子”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国门打开，闻玉梅渴望到外面世界去看一看。1980年，闻玉梅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考试，被首批选派去英国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WHO肝炎合作中心学习。

在国外的这段时间，闻玉梅认识到，自己这一代的科研不可能跟外国人平起平坐了，要回来培养后辈，让下一代跟外国人去竞争。回国时，闻玉梅不仅带回细胞株用以进一步研究，还用自己省吃俭用余下的生活费为实验室购买了低温冰箱和幻灯机。当时卫生部的领导看到闻玉梅本来没有什么钱，还买了重要的实验仪器回来，关心闻玉梅，开玩笑地问：“你还没饿死呢？”闻玉梅说：“怎么会饿死呢？我不吃贵的东西，只吃那里最便宜的东西。” 去一趟英国不容易，参观伦敦桥得花4英镑，闻玉梅不舍得，低温冰箱运回国内，光运费就是90英镑，闻玉梅毫不犹豫。“不是我一个人，我们那一代有机会出国学习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省吃俭用，买仪器买资料带回国的。”

创建的国际杂志EMI编委会

第一次的培训尽管只有三个月，但闻玉梅感觉自己如同种子破土。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中国学者开放了，闻玉梅想去，但此时她已担任学校微生物教研室主任。此时，又是恩师，已是70多岁、退休多年的林飞卿教授站了出来，“闻玉梅需要在国外的研究环境再多呆一段时间，这一年的主任，我来做！”于是，闻玉梅又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修了14个月。这段培训，让闻玉梅看到了差距，“我们这代人可能没法赶上，但我们有更重要的责任，培养自己的人才，让他们踩着我们的肩膀朝前走，追上发达国家的科研水平。”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闻玉梅开始组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如今，闻玉梅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成了学科带头人，为中国的科研事业贡献力量。闻玉梅说，“学生青出于蓝，师生共同为国家服务，这就是培养人才之乐。”

连续出席国际病毒性肝炎和肝病大会，并当选理事，闻玉梅一直遗憾这个学术界的重要会议从未在中国举办过。在多次呼吁和奔走之下，2012年，以学术和人格魅力当选为主席的闻玉梅终于如愿让第14届国际病毒性肝炎和肝病大会落户上海，发现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的外国医学家都应邀出席。“做成这件事，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2014年初，闻玉梅再度出山，携手上医教授彭裕文、著名哲学家俞吾金共同为复旦学生开设了一门《人文医学导论》的研讨课。闻玉梅笑着说，开课那年恰巧自己80岁，正应了那句老话“80岁老人学吹打”。三位名教授共同备课，初定15节课，每人讲5节，互相穿插授课。能得到三位大教授的亲炙，新课甫一面世，不仅吸引来医学生，也吸引了法学院、经济学院、新闻学院的学生。新课初开，原定只是20人的小班，孰料每次教学，三位名师必同时到场，一时间这门《人文医学导论》成了学生口中的传奇佳话，旁听的学生越来越多。以学科交叉和整合的方式引导大学生建立医学哲学思维和医学道德等方面的概念，闻玉梅以复旦教学为基础，支持推动把《医学与人文》打造成网络共享课，以期让更多的学生获益，数年下来，如今已赢得了全国400多所高校十余万名学生的注册和学习。

人生的选择与际遇有巧合，也有必然。当年，闻玉梅的同班同学李世济考上了医学院，最后还是放弃读医，专攻程派青衣，后来成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与细菌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闻玉梅也没有放弃“唱戏”这个终身爱好，闻玉梅笑言，“到了我这个岁数，最喜欢的是《穆桂英挂帅》，我常用戏里的这句 ‘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来勉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