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两性平等和个体自由的可能性，的确带给我们更多关于爱情的思考。其中，开放性关系无疑是争议最大。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法国，作为女性主义和开放性关系的先锋——波伏娃，早就用自己的一生，解释了自己关于爱情，自由和开放性关系的人生哲学。

今天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波伏娃逝世三十七年的日子。对于波伏娃，很多人的对她的认识也的确是从她和萨特的开放性关系上开始的。

西蒙·波伏娃出生于 1908 年 1 月 9 日，她出生在一个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乔治·波伏娃是一位法院的辩护律师，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对戏剧和文学的热情，母亲对宗教的虔诚都渗透在波伏娃的童年阶段里。

随着波伏娃的成长，她逐渐开始了探索个体自由之旅，并努力摆脱自己的家庭背景。

19 岁的波伏娃，在 1927 年获得了哲学学位证书，在 21 岁的时候成为全法国通过哲学教授资格考试的最年轻的女性。

她的成绩仅次于萨特。

这一年萨特二十四岁，波伏娃二十一岁，在 1929 年法国的夏天里，在哲学教授资格考试结束后，两个年轻人的联系愈加频繁，伴随着波伏娃回到乡下家中度假，短暂分离的痛苦击中了两个年轻人的心。

萨特追随波伏娃到她乡下的家中，经历暂别和重逢，两个人终于确定了爱情关系。

爱情带来的激情和火花，与对哲学的共同追求，将两个同样渴望自由与理性的灵魂连接在一起。波伏娃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

由于萨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青年，波伏娃甚至将他称为“小男人”。她曾经这些写到：

这两位从 1929 年开始相爱，一直到萨特 1980 年逝世，一起度过了 51 个春秋。

但实际上这 51 年时间，两个人从没有婚姻关系。

甚至不断有第三者卷入到他们的爱情当中。

在这段后来成为“开放性关系”典范的爱情中，萨特将两个人的关系更多描述为“我们之间是一种必然之爱；但我们也需要体验偶然之爱。”

萨特甚至为此提出一个存在主义“自由情侣”的爱情契约：

彼此承诺绝对坦诚，没有任何隐瞒，必然的爱是主旋律，偶然的爱是小插曲，为期两年，可以续约。

果然在现实中，波伏娃和萨特柏拉图式纠缠的爱情中，的确伴随着不断偶遇的第三者。很多人毫不客气的评价波伏娃在这段关系中“糟了大罪”。

在波伏娃自传性质的小说中，这种情景可见一斑。

比如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当波伏娃在文学创作上感到一筹莫展时，萨特对她说，为什么她不把自己写进作品里呢。于是她受到启发，创作了这本书。

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和剧作家皮埃尔相爱，但是皮埃尔逐渐移情至少女格扎维埃尔。

小说中三人之间的关系是对波伏娃、萨特和第三者奥尔加关系的隐喻。

在《女宾》的结尾处，皮埃尔逐渐被少女格扎维埃尔所吸引，使得主人公弗朗索瓦兹最终不堪忍受精神折磨，用煤气毒死了少女格扎维埃尔。

女主人公最后选择杀死了第三者，可以看成是对于这种爱情所引起的嫉妒和愤怒的发泄。

波伏娃自己也坦诚：通过在纸上将奥尔加杀死，我将以前对她的苦恼和愤怒统统清除了。

在另一段三人关系里，这种开放性关系也给波伏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怀疑。

1932 年萨特在美国和一位美女记者多洛莱斯（波伏娃在小说中称其为 M ）坠入爱河，这让波伏娃惶惑不安，她借小说《时势的力量》坦诚自己的焦虑：她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命运即从 1929 年开始就和萨特维系在一起的命运。

她需要确信：契约依旧有效，自己一直是萨特不可动摇的“必然之爱”，他们之间心灵的默契和交流终究会压倒偶然之爱的浪漫和肉体的欢娱。

她忍不住问了那个危险的问题：“坦率地说，您最爱谁？是 M 还是我？”

萨特回答：“我非常爱 M，但我现在是和您在一起。”

应该说，这种开放式关系中必然之爱主旋律中不断插入的偶然之爱，不仅仅是对两个人柏拉图式必然之爱的考验，也驱使波伏娃不断在这种关系中反思自我。

但是反思带来的却是更深的确信。波伏娃甚至曾对自己的情人坦白“不管是你，还是我的生活，或者我自己的作品，什么都不在萨特作品之上。”

萨特如何评价二人的感情？

他在晚年说：“大部分情形下，我和波伏娃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而且也一直都是如此。我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属于次要的层次。”

“和波伏娃在一起是生命的全部。”

回溯波伏娃的一生，真正使她的名字和当代女权主义相联系的，是她最知名的作品《第二性》。这本被誉为“西方女性圣经”的书中，她作为女性哲学家，从性别的角度去建构另一种“存在主义”对人性本身的解放。

波伏娃认为，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里，男人通过神话和家庭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定义为男权社会的附庸，而女性本身的顺从也对这种被压迫的处境需要负一部分责任。

最终在这样的进程里，男性是外在的，超越性的自我，而女性则是被束缚，被压迫的内在性自我。

波伏娃的女权主义是希望女性不再成为男权话语体系的同谋，要求女性拒绝男权社会寄予女性的期望和束缚，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具有超越性，不断实现向自我的完整意义上的人。

在这里，女权主义不完全是两性间的对抗或说是战争，而是努力实现一个不再以性别为尺度去评价或发现个人，让自由真正得以实现的社会。

如果站在这一视角讨论爱情或者婚姻，我们需要放弃以“直男癌”、“直女癌”或是“女汉子”、“绿茶婊”......的标签来简化或者异化我们对性别的理解。女性不应当再以受害者的角色自居，并以此希望获得男权社会里更多道德上的同情，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波伏娃所倡导的女性主义和个人自由。

波伏娃幼年，父母婚姻的破裂以及她好友扎扎的死亡给她的生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那时，波伏娃便认定，“婚姻这个枷锁必然会带来谎言、欺骗和婚外情”。

而在她和萨特的关系中，相互折磨是永恒的主题，不仅波伏娃痛苦，萨特也很痛苦。

但是波伏娃是一个不同于大多数的独立女性。她的生命中不仅有爱情，更有钟爱一生的思考和写作，她和萨特的感情不是单纯的爱情，而是战友和朋友情。

这是一位沉浸在存在主义哲学世界中的女性。

在波伏娃和萨特的“开放式关系”里，忠诚不再是爱情的法则，个人自由和彼此间的坦诚成为必然之爱的主旋律。

这就给人性提出了至高要求：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报道中，明星夫妇的“开放式婚姻”。这同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很多明星的开放式关系更是合作伙伴，感情早已破裂，而非保持对彼此灵魂的尊重与自由。

还单身的朋友们就先别研究这种关系了，现在全面体验开放式关系的时代还没有来到呢。

来源：单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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