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西湖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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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四年（1089）三月，经过再三请求，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到达杭州已是四个月以后。在朝四年，除了给皇帝当秘书，再就是跟司马光争论政事，此后两年更是四次遭到台谏官的攻击。这就是朝廷，朝廷就是每天开会、讨论、争吵、揪撮住撕扯，缺了这个过程就没有大政方针。苏轼开会争吵都是好手，唯独不喜欢跟人撕扯，更不擅长抓小辫子等等手段，这让他的四年几乎没什么可大书特书的事情。现在不同了，他是统辖浙西杭州、湖州、秀州、常州、润州等七州的最高长官，不必看谁脸色，尽管去干就是了。

十八年后再赴杭州，苏轼的心情充满了兴奋与期盼，元丰年间倅杭三年，那是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人生这样的日子并不多。到达杭州以后，苏轼发现他首先面对的是严重的灾情。从上年冬季开始，阴雨连绵，田中积水长久不退，无法播种早稻。五六月水退之后，补种晚稻，结果老天爷又吝啬起来了，一滴雨不下，眼见绝收之势已成。粮价是丰灾的晴雨表，七月份粮食价格是每斗六十文，到十一月已经涨到九十文，这样下去，到来年开春，定然是一场大饥荒。熙宁八年，浙西曾经发生灾害，粮价飞涨到每斗二百文，饿殍遍地，五十万人死亡，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苏轼的荒政思想非常明确，就是预则立不预则废。他认为，没发生饥荒时而早作准备，无非是少缴纳一些皇粮，官家并没有损失多少而民众受益；若灾荒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到时候老百姓受灾，朝廷花大钱，官民两失。实际上他是站在百姓一边的，宁可百姓少交粮，别让百姓挨饿。

由民及官，苏轼说：吏不喜言灾，十人而九。两个“十分之九”，明白无误地告诉朝廷，我的预报是准确的，假如不早筹划，恐怕有饿殍盗贼之忧。他甚至威胁说，假如不听我的，那就给我一个小地方当长官，另选他人来杭州吧。

在那个只能靠文章传递信息的年代，基层奏议写的如何，直接关系到请示是否获得批准。现在苏轼等于是孤军奋战，只有他自己坚称来年会有大灾，不惜与上封对抗。终于，他的上书起到了作用，朝廷准许浙西保留三分之一上供米，这与苏轼提请保留一半或三分之二有很大差距。面对不断上涨的粮价，苏轼下令开放常平仓，把粮价压下去。常平仓是官府的储备粮仓，米价低时高价收入，米价高时低价售出，以便平抑物价。同时，苏轼严令所辖官员立下字据，来年如有饿殍出现，依法治罪。

权力会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那山林中隐逸的寺庙，从来没有真正藏起来过。禅宗六祖慧能因为题写了“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被五祖弘忍授之衣钵，只能连夜逃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福建做官时，当地寺庙的和尚争相当主持，可见庙里的主持也是官。一时间寺庙投机专营之风大盛，和尚们纷纷贿赂官府，以期借助官员的力量谋求化外之地的高位。曾巩为了刹住这股歪风，派出官员前往各地寺庙监督，让和尚们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推举住持，然后上报州府批准，发布聘任文书。曾巩的做法颇具现代意识，那就是“公推直选”。他在政治上倾向于新法，吕公著跟宋神宗说他“为人行义不如政事， 政事不如文章”，对曾巩的为人为政都评价不高，看来未必公允。

苏轼向朝廷申请度牒三百道，获得了朝廷的批准。哪知转运使叶温叟将这些度牒给各地平均分配了，只分给杭州三十道，因为浙东、淮南都开始缺粮，他要顾及整体。苏轼此时表现非常强梁，马上上书朝廷，认为分配不公，于是朝廷又给杭州追加一百道。这点小小的争执后来引起了叶温叟儿子的注意，很多年后，他仍然写文章，解释说老爹和苏轼都是出以公心，绝非私怨，显然是他担心老爹名声受损。

元祐五年这个春天，杭州人很幸运，尽管灾荒不比熙宁八年轻，但是粮价平稳，没有饿死一个人。大灾之后有大疫，那个年代这是必然规律。面对疫情，苏轼把巢谷赠予的圣散子方拿出来，按方配药，命人在街边架起大锅熬煎，过往病人，只需一个大子儿，就可服一大盏。据说活人很多，这也使苏轼对此药愈发自信，民间更是传得神乎其神。

苏轼这时候做了一项超越同时代的事情。杭州是东南重镇、水利交通枢纽，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往来于钱塘江和大运河的客商络绎不绝。杭州如果爆发流行病，他的传播速度更快，危害更大。如果能有一个集中收治病人的病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