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汴洛铁路开工。
河南汴洛铁路·1905年-1909年
作为后来陇海铁路的一部分，这条交通线途径洛阳城北的邙山——这一处宝地，至少从东周以来，便是帝王、达官显贵和平民们择取阴宅的理想场所。
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
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
——《北邙行》
近代铁路的兴建，无疑打破了另一个世界的宁静，却也让地下的珍宝得以重见天日。
在众多被损毁的唐墓之中，一种世人从未见过的彩色釉陶随葬品引起了好古之人的关注，这就是“唐三彩”。
汴洛铁路发现唐三彩
工程师Joseph Skarbek所摄，1906～1909年
自此，人们沉醉于唐三彩的斑斓莹润，仿佛全部的盛唐气象都浓缩在这么一样物件上了。
那是一个与彼时的清朝完全不同的时代，凝视和把玩唐三彩也许可以让人从纷乱的时局中暂时抽身，在沉香氤氲的书斋中做一个清梦。
事实上，虽然被叫做唐三彩，但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对这类器物名称的记载。“唐三彩”之称最初可能出自古董商人和收藏家们之口。民国古玩收藏家赵汝珍于1942年著成《古玩指南》一书，在书中他对这类彩色釉陶有所描述：“以铅黄绿青等三色描画花纹于无色釉之白地胎上，即世所称之唐三彩者为最佳。”事实上，无论色彩如何，这些造型生动活泼、颜色千变万化的唐三彩，本身就极具美学内涵。即使是放在今天，那些放置在博物馆陈列柜中的唐三彩，也有着无可比拟的“盛唐气象”。即使隔着一层玻璃，也足以令人流连忘返。对好古之人来说，唐三彩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惊喜。但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呢？就科学研究而言，小小唐三彩也蕴含着巨量的历史信息。唐三彩俑类基本是写实的，也正是因此，当我们观察唐三彩，也正是在观察那个早已远去的盛世大唐。无论是陶俑的衣着、配饰，还是它的动作、神态，都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往近了说，学者们可以从上看到当时人们的穿着打扮，西域文化对大唐的深刻影响等等。而往远了说，无论是唐时期陶瓷器的生产和消费，还是当时的墓葬随葬制度，皆是学者们可以窥得的细节。各种原因综合在一起，使得唐三彩称得上一句“名声大噪”，其美名甚至远播北京城。在20世纪前半叶，洛阳北邙墓葬多遭盗掘。所获唐三彩或落入民间收藏家之手，或被海外收藏机构购得，但也有部分被保存在官方博物馆中。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对唐三彩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和研究。虽然被称作唐三彩，但是，唐三彩的釉色远远不止“三彩”。
作为一种流行于唐代的低温铅釉陶器，它的釉色主要为黄、绿、白。除此之外，唐三彩的色彩还包含赭、蓝、褐等多种，有些釉色少于三种的彩色釉陶也称“唐三彩”。不同于古早陶器的凝浊厚重，也不同于瓷器那般的洁白细腻。身为在兼具二者部分特点的陶器种类，唐三彩无疑踩在了陶与瓷的分界线上。从瓷的角度来讲，唐三彩以质地细腻的高岭土作胎，亦在器表施加各种颜色的釉。工匠们熟稔于不同金属氧化物的呈色“魔法”：铁元素点化成黄色，钴离子呈现为蓝色，绿釉中则含有较高的氧化铜……于是，通过调整不同化学成分的比例，工匠们配制出了浅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色彩。此外，唐三彩的釉中铅含量很高，它被用作助熔剂，使得在烧成过程中不同色调的釉相互流动浸润，从而形成一种浓艳瑰丽、光彩夺目的艺术效果。但它为什么不是瓷器呢？一般来讲，瓷器的烧造温度都在1200℃以上。而唐三彩的烧造温度比瓷器要低。在唐三彩的制作中，需要经过两次烧造，即先素烧再釉烧。素烧是将用高岭土制成的胎体晾干后放入窑内烧到1000℃~1100℃；釉烧是将素烧好冷却后的胎体表面施以配好的釉汁，第二次入窑经900℃温度烧成三彩产品。正因为唐三彩的烧成温度较一般的瓷器为低，所以本质上它属于陶器而非瓷器。河南省巩义黄冶窑是生产唐三彩的主要窑址，它的产品不仅可满足洛阳的需求，部分产品还供西安使用，而且通过水路可以运到江苏、湖北等地。此外，目前发现的唐三彩窑址还有陕西省铜川黄堡窑、西安唐长安醴泉坊窑、河北省内丘西关窑和山西省浑源界庄窑。如果单论唐三彩，可以说它始于唐而终于唐。但事实上，它出现的基础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唐三彩属于铅釉陶器，这种器物从汉代到北朝一直存在，北齐流行的黄釉等铅釉明器从隋到初唐（唐高祖至高宗时期，618～683年）都在被继承和延续，并拓展到了陶俑生产。黄釉或黄釉加彩俑是初唐俑的特色之一，即在白色瓷土坯胎上施加淡黄色的低温铅釉，继而用朱、青、绿、黑等颜色进行彩绘装饰。黄釉加彩俑主要出土于以洛阳、西安为中心的地区，集中出现在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太宗、高宗时期，或可视为唐三彩制作的初期阶段产品。在洛阳地区的唐初墓葬中，曾流行黄釉或黄釉加彩陶俑和模型明器，墓主身份上至刺史，下至处士。葬于647年的莱州昌阳县令崔大义及妻李夫人合葬墓，便出土了相当数量表面施加薄黄釉并涂彩的陶俑。在陕西地区这类器物则集中出土于昭陵陪葬墓中，墓葬等级皆较高。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最早随葬唐三彩器物的纪年墓为唐高宗时期的张文俱墓（670年），墓主人是唐慎州司仓窦州潭峨县丞张文俱。虽然该墓所出陪葬俑皆为彩绘陶俑（彩绘不施釉），但还出土了1件“八星拱月”三彩盘，打破了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唐三彩”是盛唐时期才出现的论断。不过，要到武则天执政时期，唐三彩大件俑类器才开始出现。而这个时候，唐三彩的消费已经涵盖了一个广泛的群体。“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成，下兼士庶。”无论是皇室、各级官员，还是富裕的庶民人群，乃至进入寺院，为僧侣使用。受厚葬之风的影响，作为风行一时的随葬品，三彩俑器的制作兴旺而发达。唐三彩的类别包括人物俑、动物俑、镇墓俑、模型明器、生活用器、建筑构件等。一般来讲，考古发现的绝大多数唐三彩均出土于墓葬中，作为用于随葬的明器，但亦有少量发现于城市遗址、陶窑遗址中。也就是说，唐三彩可能供随葬使用，也可能被人们当作寻常器皿使用，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一般而言，各类形体较大的俑类三彩，如各式人物俑、动物俑和镇墓俑都是为了随葬而制作的。而各种三彩盛器，如钵、壶、罐、碗、盘、杯等器皿，既可用于随葬，也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如在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遗址出有唐三彩盆、盘、罐、壶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器皿可能在成为随葬品之前也曾被使用过，这意味着在不同的使用阶段一件器物可能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体现出不同的含义。唐三彩人物俑一般都是反映政治场景和日常生活的俑，包括文官俑、武官俑、武士俑、男女侍从俑、胡俑等。在制造工艺上，唐三彩人物俑多“开相”，即人俑的头部不施釉，待烧成后再在人俑头部用颜料画出五官，更加生动形象。洛阳安菩墓（709年）所出的文、武官俑是该类俑发展到顶峰的代表。文官俑（下左图）通高112厘米，头戴黑色进贤冠，上穿绿色高立领宽袖外衣，外罩裲裆，腿间垂有白色长飘带，足着如意云头翘履。武官俑（上右图）通高113厘米，头戴如意形鸟冠，手握有一笏（hù）板。服装形制与文官俑基本相同，只是装饰各异。“胡人”是古代汉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涵盖中亚、西亚等少数民族与国家。胡俑是古俑中特殊的一群，绝对数量和出土比例并不高。两京地区的皇室贵族墓是出土胡俑最为集中之处，长安地区又以昭陵和乾陵陪葬墓出土数量最多。此外，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陇右也有较多胡人俑发现。唐俑中之“胡”，大抵指的是粟特人。粟特人是一个商业民族，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他们大批东来贩易，其中一部分就在西域（今新疆）和中原地区居留下来，有的继续经商，有的则入籍从事农业，甚至能够入仕中央或各级地方政府。不过，唐三彩胡人俑的身份较低微，多属于社会下层。这些贫困的粟特移民入华后既没有因为经商而变得富有，亦不能够封官赐爵，反而沦为厮役奴婢，或为汉族大户所收容，因懂得畜牧，所以牵驼驭马的胡俑相当多。02/ 镇墓俑
墓葬所出的唐三彩中有一类非常特殊，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有人形的武士天王俑和奇异的镇墓兽等。唐墓中的镇墓俑一般以组合形式出现，武士天王俑和镇墓兽各一对，另外还有其他的神怪俑。天王俑源于佛教的护法神，但是墓葬中随葬天王俑主要是为了守护墓主，而非以佛的护法神身份出现。很多天王俑是经过艺术夸张的武士形象，可以说天王俑是佛教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国家博物馆藏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韩森寨出土 三彩天王俑西安韩森寨出土的这对天王俑皆作武士打扮，身材魁梧，头戴盔冠，身穿铠甲，四肢矫健，怒目圆睁，足下踩踏做垂死挣扎状的夜叉。工匠采用夸张手法以凸显天王驱邪镇恶的威慑力量。在墓葬中放置镇墓兽的传统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质地由早期的木、铜发展到中期的陶、石，再到隋唐的高岭土胎。不同时期的镇墓兽形态各异，在北朝晚期以对兽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唐代得到了发展。经学者考证，唐代镇墓四神可以确认为“当圹、当野、祖明、祖思”。其中“当圹”“当野”为一对天王俑，“祖明”为兽首镇墓兽，那么可以推测出“祖思”就是人首镇墓兽了。03/ 动物俑
马在唐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动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在战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新唐书》有言：“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马在唐代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太宗李世民不仅擅骑射，而且识马、爱马，他对马的这种态度几乎影响了整个唐时代的社会风俗。马，尤其是品种优良的马，成为了一种贵族动物。
唐三彩以马为题材的俑大致可分为三类：放养马、鞍马和载人马。放养马不配马鞍和缰绳，这类马有专门的称谓“诞马”，即仪仗队中不施鞍辔的备用马。比如永泰公主墓所出的这两件“诞马”俑，左边的马肌肉灰白，褐毛斑斓，引颈嘶鸣，呈啸天状。右边的这匹通体褐色，头颈低垂，若有所思。其中，将马鬃剪瓣是唐朝流行的一种饰马方式，即“花马”。根据它们鬃毛被修剪成的堞垛（数量不同，被称作一花、二花和三花马）。其中，唐墓出土的马俑三种兼有，且以三花马为主。唐懿德太子墓中所出的三彩马俑即是“三花马”。“鞍马” 懿德太子墓（706年）所出三彩“三花”马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件三彩马球仕女俑高35.5cm。女子跨骑在彩鞍黄马上，侧转身，头微前倾，左手勒缰绳，右手握杆击球。三彩釉黄、绿、白、褐色相间，色彩淋漓鲜艳。唐代妇女喜爱穿着翻领窄袖软靴的胡衫，装束轻便地从事多种马上活动。在唐代，由长安通向中亚、西亚以至于阿拉伯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纽带，唐代时这条商路更加繁荣，商队络绎不绝。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描绘了安史之乱前西北丝绸之路的繁忙。骆驼是商客的坐骑，也是托运物资的工具，被称为“沙漠之舟”，成为文化交流和商贸活跃的象征。丝绸之路熙熙攘攘，“胡风”自西吹入了东土大唐，胡乐和胡舞在有唐一代颇受追捧。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所出的这件载乐骆驼俑堪称唐三彩中的精粹。骆驼昂首挺立，驮载了5个汉、胡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演奏的应属胡乐。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五个训练有素的成年男子在驼背上载歌载舞，展现出高超的技艺，骆驼载乐这种节目在长安一定大受欢迎。04/ 遗址中的唐三彩
虽然迄今为止大部分发现的唐三彩都出现在墓葬中，但并不意味着唐三彩只能用于随葬，它们同样也为生者服务。近五十多年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在长安、洛阳和扬州的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唐三彩。其中，白居易遗址非常值得一看。白居易晚年则大多在洛阳的履道坊度过。他在《池上篇》曰：“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闬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可见白居易宅邸环境之优越。1992~1993年考古队对洛阳履道坊白居易故居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唐三彩盘、盆、壶、罐等器皿，以及小型的三彩人物和动物塑像等。与墓葬中所见的唐三彩俑相比，白居易故居遗址所出的更加小巧玲珑，惹人喜爱。白居易宅院出土生活器具 (三彩在右上） 图源/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佛寺遗址也是发现唐三彩数量比较多的地点。
在陕西省临潼庆山寺舍利塔地宫遗址中出土6件三彩器，其中三彩盘3件、三彩南瓜1件、护法狮子2件。三件三彩盘就摆放在舍利宝帐前，中间那件盘中置一个三彩南瓜，显然属于供奉性质。两件三彩狮子则分居石门两边，似在守护佛祖舍利。
庆山寺舍利塔地宫所出三彩盘及南瓜
安史之乱后，墓葬中唐三彩数量骤减，俑类基本消失，只在少数墓葬中发现有罐、盆、执壶等生活用器。唐三彩尤其是俑类，在这一时期没落，成为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艺术瑰宝。在此之后，“辽三彩”和“宋三彩”继承了唐三彩的衣钵，三者风格各异，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孙新民. 洛阳唐三彩的考古学观察. 泥火匠心：孙新民陶瓷文集[A].科学出版社,2021.徐斐宏.洛阳唐初黄釉俑试探——兼论洛阳唐初墓葬文化之渊源[J].中原文物,2019(02):101-108.司马俊堂,郑卫,智爱玲,侯瑛,赵静,苏静,彭丽莎,高虎,黄吉军,黄吉博,赵向青.唐代张文俱墓发掘报告[J].中原文物,2013(05):4-16+2+113-117.余扶危,张剑.唐三彩概述[J].中原文物,1994(01):61-64+100.何娟,郝红星.唐代文、武官俑的演变[J].大众考古,2017,No.053(11):39-44.孙红梅,邓学青.唐代天王俑艺术形象赏析[J].中原文物,1999(04):79-82.黄晓丽.唐墓出土胡人俑的服饰研究[J].今古文创,2021,No.94(46):57-59.樊英峰, 乾陵博物馆. 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M]. 文物出版社, 2008.荣新江.四海为家——粟特首领墓葬所见粟特人的多元文化[J].上海文博论丛,2004(04):85-91.何娟.护佑与威慑——镇墓兽的演变[J].大众考古,2019(01):72-79.张永珍.唐墓地轴的再认识——兼谈唐代镇墓俑组合[J].四川文物,2022,No.224(04):68-76.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J].考古,1963,No.(02):87-106.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冉万里.李白《将进酒》中“五花马”的考古学观察[J].中原文化研究,2014,2(05):126-128.孙新民.略论辽三彩与唐、宋三彩的异同[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02):75-77+104.范星盛.浅议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J].文物天地,2018(04):90-93.赵孟林,冯承泽,王岩,李春林.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J].考古,1994(08):692-701.赵康民.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J].文博,1985(05):12-37+99-100+3.招聘、投稿、合作编辑｜艺旅文化 波多里诺后台回复关键词即刻获取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