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为“东方第一大港”的福建泉州，矗立着一座作为古代往来商船航标的古塔，名为六胜塔，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
附近村子的村民郭义禁在退休后念念不忘这座曾俯瞰泉州港沧桑变迁的灯塔，自愿成为了一名义务管理员维护古塔，使之得以继续开放。他动情地说：“我们这个文物就是要给下一代人参观的，是我们古代的人这么厉害（留下了这样的珍宝）。”
在与郭义禁老人同频、共情怀的人眼中，这样的决心和行动是多么令人感动。但是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感到不解，这些“陈旧的老物件”到底有什么值得保护的。比不解的人更可怕的是，有的人对文物古迹毫不在乎，能够带来利益它们就是好东西，带不来就和垃圾无异。“让子孙后代能够参观前人文物”——朴素至极又伟大至极的心愿，但世事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数千年历史遗留至今的文物古迹又有几何？它们的敌人太多太多。
谈到保护文物古迹的原因，教科书一般的答案总是它们拥有历史、科学、艺术等许许多多的价值。价值上得太高大上，就容易远离群众，不若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一看这个问题。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是我国古代建筑学永恒的丰碑，为研究和保护古建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们在十五年时间里走访了15个省，190多个县，一共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
1948年，梁林二人精心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解放军就是拿着这部“建筑学的百科全书”一步步越过各种需要保护的建筑物，使得历经千百年风雨流传下来的古建筑得以保存。
不仅和平解放的北京未受侵袭，全国各地的重点保护建筑都得到了应有的保护，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战争对建筑的破坏。尤其是在攻打上海的时候，解放军为了保护文物坚决不采用炮火覆盖，用血肉牺牲换得了古建筑的保存。
不幸的事却发生在建国后，1949底，苏联专家建议拆除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古建筑和古城墙，以建设新的北京。这个建议得到以郭沫若为首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梁林得知消息后呕心沥血写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极力反对拆除古城墙。
可惜他们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在提案被正式否决并决定好要拆除古城墙的会议上，梁思成忍不住泪洒当场，黯然离开。林徽因听闻此事，怒不可遏地对郭沫若说：“你拆了古董，将来一定会后悔！就算复原了，也只是个赝品而已！”她的身体伴着北京的古城墙倒下了。
林徽因去世于1955年，而梁思成直到1957年还在为保护古城墙奔走呼号：“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曾对一位负责拆除工作的负责人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没有人能够理解梁思成与林徽因那时内心的悲凉，也没有人理解他们保护古建筑的执着。当文物古迹的价值逐渐被大众发现，他们当时的建议才被奉为真知灼见，历史无言自已说明对错，已是人逝墙毁，徒留声声哀叹。
除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罗哲文、莫宗江等一批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都毕生致力于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罗哲文亲自考察过全中国100多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他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不仅使长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还主持了长城的修复工作。
在大漠敦煌，百年来一批批“敦煌的儿女”守护着这座宝库，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敦煌，以自己的一生作为燃料照亮它的辉煌。
在无数不为大众所知的角落，一位位的文物古迹守护者秉持坚定的信念践行自己的使命。近些年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文物修复师”也是这批守护者的成员。当“‘扁鹊医书’失传2000年后被修复”的新闻冲上热搜，可有人一问，修复者为谁？
一支支“天回医简”被放置在蒸馏水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进行清理工作
图源：人民日报
文学作品中有“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如果说各种价值是对文物古迹的正面描写，那么这些前赴后继的人就是对文物古迹的侧面描写。能让这么多人甘之如饴无悔付出的，会是毫无意义，无须珍视之物吗？要有何等的魅力才能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为此痴迷？
新时代的楼房和工业品不需要守护者，文物古迹却亟需守护者，只因它们生而难，亡却易。
上月底本月初河北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大面积群众受灾。期间，一条“千年古寺被淹，文保所长游泳进殿查看”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传开。视频显示，河北保定高碑店市开善寺寺内进水，开善寺文物保护所所长戎鹏在院落的水中游向远处一座大殿。
被洪水浸泡的大雄宝殿 图源：中国新闻周刊 供图/戎鹏
开善寺是“八大辽构”之一，以其年代久远及独特的结构形式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水浸泡的开善寺台基的阶石受损，大雄宝殿殿内的地面有几处下沉、塌陷，所幸整体结构还比较稳定。
两年前的山西大规模降雨也使这个古建大省的很多古建筑都受到影响：平遥古城墙体发生局部坍塌，晋祠多处屋面漏水，运城盐池禁墙东禁门瓮城大面积坍塌，城墙出现多处裂缝……
木构建筑最致命的威胁，一为水，一为火。与受水影响的古建相比，去年被火灾烧毁的被称为“中国最长木拱廊桥”的福建宁德万安桥要不幸得多。这座拥有九百多年历史的廊桥是“中国廊桥的百科全书”，其毁灭所造成的损失怎可估量！
近些天，甘肃省天水市的天水古城受到关注，因其在斥资8.8亿元进行修缮后，引入大批商业经营项目的同时没有做好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一些经营商家私自搭建、更改院落原貌，使这片历史街区面目全非，对文物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这些随意破坏文物的人对文物古迹没有丝毫的珍视之意，只是将其作为营利的工具。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只需逃脱制度的监管，不需逃脱内心的谴责。若是他们遇到郭义禁老人这样的人，只怕还会哧哧笑起来。
林徽因在《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一文中说：“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经都到了不能再堕落的田地。”
所有爱惜文物古迹的人都在内心对破坏者呐喊着：“停一停你们堕落的脚步吧！”
若是我们将目光放大到世界，人类的文化遗产还面临着更多的危机。2001年，塔利班将大炮和炸药对准了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这处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灰飞烟灭。我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代玄奘都曾瞻仰过的宏伟庄严的巴米扬大佛不复存在。
2015年，我国的“侣行”夫妇张昕宇和梁红夫妇及其团队，利用先进的建筑投影技术，成功对53米高的巴米扬大佛进行了光影还原，为在战火中的阿富汗人民送上了一份安慰。张昕宇说：“大佛如今并不属于任何宗教，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它是人类文明的证明。”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当人类创造的文物古迹在后人手中毁去，又如何不呜咽？
文物古迹已走出了属于它们的时代，若是不能重活一次，假使不毁去，它们也会“死”去。能否给文物古迹新的生命，关键还是在于人。
中国第一代独立导演雎安奇从2019年开始就忙碌于一部关于中国建筑遗产的纪录片的拍摄，这部纪录片分为《楼》《厂》《乡》三部曲。
雎安奇导演在采访中说：“我们经历了很多种保护古建筑的理念。以前是破坏性的拆除，后来奉行把老房子修一修，然后锁起来完事，再到今天，其实有了一个新的命题，就是该如何活化建筑遗产，把它利用起来，让它们重新活过来。
所以《楼》《厂》《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就是古建筑的活化，那么它们分别是城市、工业和乡村的建筑遗产。”
在第一部《楼》里面，雎安奇选取了数个在“城市历史建筑”名录上有代表性的活化保护案例作为拍摄对象。比如始建于600多年前的北京智珠寺，一度被废弃，经过改造后里面开起了餐厅、咖啡馆和画廊，成功被“活化”。
天水古城的古建开餐厅我们叫破坏，智珠寺古建开餐厅我们叫活化，这是否“双标”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智珠寺的活化从改造之初就带有十分先进的观念，既修旧如旧，保留了古建的历史面貌，又开发了这个空间的现代化功能，还利用餐厅利润请古建人员不断修缮。
建筑师青山周平曾说：“如果只是保留外观，越来越没有人去使用，这个城市有可能很漂亮，但是变成一座没有生活的博物馆。”活化，就是让古建取得新的生命并能自我生长。
对这次天水古城的事件，古建筑专家黄滋也表示：“历经风雨留存下来的文物建筑，都承载着当时的生产和生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植入新的文化元素，才能唤醒其活力，延续其价值。古建筑利用本身没有问题，把空间、文物本体、历史氛围保护下来，在最大限度保留原貌的前提下重塑建筑的现代功能，老建筑转化成文物资源，古建筑才能活起来。”
活化文物古迹是专家学者改造者们的功业，也是大众需要参与的事业。
我们看文物古迹，增加关注度，就会形成一种公共监督，震慑破坏者的胆魄。
我们了解和学习文物古迹的相关知识，不仅仅是拓展了自己的知识和视野以及能够以更高的维度进行艺术享受。当我们每个怀有不同心境、经历，拥有不同身份、角度的个体将文物古迹本身承载的和自身承载的相结合，定会拥有全新的理解，文物古迹也就在这个时代再度鲜活。
我们记录下文物古迹的样貌和价值，当时光走过历史长河，如同现在的我们在古画中寻觅已湮灭的古物身姿，让同样会在千百年后寻觅的后人可轻易寻得。
遵从内心的呼唤，用眼睛和双脚去看，用头脑和心胸去了解，用双手去记录吧！
多少毁灭只在旦夕，多少离别即成永别，“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莫再犹疑，快快踏上旅程，与无数守护者一起，去拥抱文物古迹的新生，倾听它们的心声，你一定会在它们跨越时空的呼吸里获得别样的感动。
文物古迹易逝，莫等其碾落成尘，速速启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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