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杂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管、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时政类月刊，也是民进全会唯一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

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我国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这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民主》杂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重新创办的。

重新创办的《民主》杂志，以“立足民进，面向社会，服务统战”为办刊宗旨，深受民进广大会员读者的喜爱，在统战系统亦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为什么说是重新创办？寻根溯源，其前身应该是1945年由郑振铎创办的《民主》周刊。当年，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不仅担任着《民主》周刊的编委，而且还经常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民进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对时局的宣言》，也是在《民主》周刊首先发表的。

《民主》周刊事实上已成为了民进早期开展民主斗争的喉舌。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知名文化界进步人士徐伯昕（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多次来找郑振铎（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为了继承邹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的光荣传统，他来商请郑振铎这位同是邹韬奋的老友出马，来主编重办一份周刊。

刊物的刊头采用邹韬奋手迹，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便于登记，不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为周刊的刊名。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胜利后国内的首要问题，是实行民主政治。

郑振铎当然明白办这个刊物的本身，就是参与政治斗争。他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出面担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

徐伯昕又先后给郑振铎配备了几位得力的编辑，像蒋天佐、艾寒松，他们都是中共党员；还有董秋斯，后来也加入了中共。

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后，便于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出面，在鲁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约请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并请到会的朋友们提供稿件。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对《民主》周刊的支持。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周刊社的常年法律顾问。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民主》周刊终于在1945年10月13日出版了创刊号。

创刊号上，发表了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表示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党的支持”的刊物。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合法斗争的需要；《民主》周刊虽然确实是“无党无派”，但实际是受中共的支持的。《发刊词》坚定地表示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郑振铎写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敌占区后，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人民的自由权，而不是现在的戒严、搜查和压迫。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马叙伦的《思想解放》、周建人的《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歪曲事实》以及许广平的《迎双十节》。《民主》就这样以斗争的姿态出现了。

在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与郑振铎主编的《民主》这两份刊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傅雷、严景耀、董秋斯、罗稷南，以及郭沫若、柳亚子、宦乡、夏衍等。他们经常撰文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声疾呼并鼓动人民大众起来争取和平民主。

《周报》、《民主》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经常聚会座谈，互通消息，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后来，他们每周在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今西藏南路26号)的会议室聚会，分析时事，商讨出版事宜和斗争方式。与此同时，在王绍鏊周围，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集会，商谈救国之道。

共同的斗争目标，现实斗争的需要，使这两支有一定影响的爱国民主力量走到了一起。经谢仁冰引见，马叙伦与王绍鏊面晤，决定双方以后在一起集会座谈，地点在上海北京西路的广和居饭馆楼上。马叙伦方面参加聚会的有郑振铎、傅雷、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徐伯昕、柯灵、梅达君、李平心、曹鸿翥、刘哲民、冯少山等先后加入，地点由广和居饭馆转移到八仙桥青年会礼堂。他们不仅在一起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新闻阵地，联合发表文章。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民主》周刊事实上已成为了民进早期开展民主斗争的喉舌，对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起到了事实上的促进作用。

《民主》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前沿阵地，对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革命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起了很大作用。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由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民主》配合中国共产党制止内战、实现和平的斗争，在《创刊词》中公开声明：要求联合全国人民，缔造强大、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当时，刚刚从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铁蹄下看到胜利曙光的人民，由于长期受蒋介石的所谓“正统”宣传，对蒋介石抱有幻想，针对这种情况，《民主》巧妙地向上海人民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抗战胜利中的丰功伟绩，并趁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的机会，不仅从文字上作了介绍，并在该刊第二期刊登了毛主席在延安登上飞机的照片。在这一期上，借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机会，出了专辑，引用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语言，向人民揭示了蒋介石的反动老底。

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期间，马叙伦在《民主》发表过56篇重要文章，如，《走上民主的路吧》、《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对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蒋先生要听这样的话》、《上海各界呼吁和平》、《玩手段和诚意》、《民主是封禁不了的》等。

周建人发出了《论人民应该多说话》的呼声，文章指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说“法西斯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恶魔”，为了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生存，“不得不与胜利后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作斗争”。

1946年，重庆校场口事件、“南通惨案”、“下关惨案”、“李、闻事件”相继发生后，《民主》分别发表战斗檄文，将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民主》因其反内战、争民主的言论为国民党所不容，遭到的迫害步步加紧。

1946年秋，因周刊对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宣布召开伪国大的倒行逆施进行抨击，被“明令查禁”，第五十期在发行中被抢走3700多份。但是，这个16开本、每期18页的阴文套色的刊物，已在上海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国民党不让发行，报贩却非常支持《民主》周刊，编辑冒着风险，出版了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出版后送往报摊，上海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各报摊没收，有的报贩受警告，有的被捕，报贩同业公会也收到不许贩卖的禁令。

在这种严重打击下，编委会作出决定，把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作为“休刊号”出版。编者和作者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精心编写了《我们的抗议》，刊载了郑振铎、马叙伦、叶圣陶、郑森禹、吴晗、柳亚子、田汉、寒松、罗稷南、许杰、周建人等人的怒吼，对国民党查禁该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向人民作了交代，郑重声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警告国民党当局，杀死了一个《民主》，“但是民主的潮流，却是没有人有用回天的力量所能压抑得住的”，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预见，告别了读者。

1946年10月30日，《民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共出版54期。

（本文原载于《民主》杂志2014年10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