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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当观众适应了一种类型的电影,就会带来不适感

艺君 中外艺术 2019-09-16

前言

万玛才旦以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曾于威尼斯电影节拿下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大奖,并且走过全球九大影展,获得了5个大奖,同时进入了欧洲十几个国家的艺术片市场。影片上映几天下来,票房已接近千万。他作为一名藏地导演,并且坚持电影创作的独立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国电影的新希望。艺术家陈丹青甚至认为万玛才旦是被严重忽略的导演,而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是一部久违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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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写意风格的转变 


张鑫彬:“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你也许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许会成为你的梦。”这句话很契合的说出了电影所应该有的时空魅力。你现在的这部新片和之前的影片有哪些最为关键的不同之处,以及你想追求的电影美学呢?

 

万玛才旦:主要的不同之处,我觉得是风格上的不同,从之前的影片《静静的嘛呢石》到《塔洛》,现在这部电影在风格上就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写意风格。那这样的一种转变也不是一个刻意的转变,不是为了和以往的电影做一个区别。这样的转变,这样的不同,跟我以往的小说写作是有关联的,当我看到自次仁罗布短篇小说《杀手》时候,从他的写作方法,从他营造的意象,就有这样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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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电影超现实的荒诞感 


张鑫彬:你在影片《撞死了一只羊》当中加了提示性文字以及三种不同色彩,还有4:3的画幅,一般来说,这反而会破坏掉影像本身的真实感,这都是出于考虑到观众还是你个人本来的创作想法呢?

 

万玛才旦:第一个问题,三种色彩,因为这个片子涉及到三个时空,有现实时空、回忆时空和梦境时空,我们用了三种色彩来呈现这三种不同的时空,现实时空用了彩色,回忆时空用了黑白;那梦境也是色彩,但是用了一种很浓烈的色彩,看起来很夸张的、很超现实的一种彩色来呈现梦的,不同现实的一种质感。

 

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画幅的选择也是出于一个创作上的考虑,因为这个小说跟常规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方法不太一样,因为从小说本身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实验性、先锋性。它的故事也是充满着荒诞感,有一种超现实的意味,所以我在影像上也希望找到一个适合它的方法、形式,去呈现这种感觉。

 

所以,我和摄影师在没拍之前就商量了,看怎么能呈现这种效果,后来就想到4:3这样的一种画幅,我直觉上就觉得这样的画幅和影片的风格是适合的。另一方面,4:3的画幅有一种复古的感觉,那这个片子里面在时代上做了一个虚化的处理,大概可以看到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故事,但没有指明是发生在哪个时期的故事。那4:3这样的复古画幅能让观众产生一种距离感,就好像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事和自己有距离感。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片子里面的两个人物之间的关联性,影片内在的关联性很重要,除了在同样的阶段给了他们同样的名字之外,希望在影像上做一个强化。所以,当这个司机听到那个杀死也叫金巴的时候,画面的构图也发生了变化,就变成每人一半的构图。那这样的一个构图,我们觉得4:3的画幅就能够更加的突出他们之间的一个关联。

 

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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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拍的电影题材很有限 


张鑫彬:艺术家陈丹青在看完你新片之后,他说被深深的感动了,他说这是伊朗电影才会有的那种感动,伊朗电影对于你有没有影响,比如阿巴斯的电影?如果有,这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万玛才旦:伊朗电影对我的影响或者启发,我觉得更多的是启发,因为一开始做电影的时候,就不太知道电影的这个现实的状况。我那时觉得什么电影都可以拍,什么题材的都可以触碰,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你也知道你能做的题材其实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当我偶然看到伊朗电影之后就给了我启发,比如,他们会通过一些儿童的视角,通过现实中细小的事情的展开来做他们的表达,那这个也正好和我面临的现实比较接近,那这个可能是我之前几部电影选择现实题材的原因之一,也是对现实题材和写实内容,写实风格为主的原因之一。

 

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张鑫彬:影片呈现了一位撞死了一只羊的司机和一位复仇的杀手,这本质上对于佛教来讲都是一样的,撞死一只羊和杀死一个人都一样,因为动物和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众生平等,这是电影所要让观众感知到的吗?

 

万玛才旦:对,这是一个方面,就比如说这两个人物,司机金巴所有的行为逻辑的支撑点就是佛教里面这样的一个慈悲的观念,给这两个人命名金巴也是和这个有关联的。“金巴”在藏语中是“慈悲”的意思,所以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建立在慈悲之上的。比如,这个司机撞了羊,然后去找僧人超度,念经,这也是基于慈悲。如果不是慈悲支撑着他,他不可能去做这样一件事情,这对那个杀手一开始来说也是充满着仇恨,那后来看到那个老人老去,老人的孩子还在成长,所以他心中这个善念觉醒,唤醒了他心中的一个善念,然后放弃复仇,离开,也是跟佛教的这种慈悲有关的;最后,这个司机在梦中穿上杀手的衣服在梦中进行了复仇。同样也是这样的,虽然看起来比较血腥暴力的行为,其实也在做一个更大的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慈悲的行为,其实也就是施舍,让杀手能够真正的放下,也让人能够真正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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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也都有现实层面的考虑在里面  

 

张鑫彬:《塔洛》是你之前创作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呈现的是关于人的一种身份的缺失以及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格格不入,那它呈现的是一个社会的现实、一种情感的现实问题。那在你这部新片当中有没有带入一些关于当代社会的问题、思考进去呢?

 

万玛才旦:《塔洛》确实是涉及到一个很现实层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身份的问题,这个时间背景很明确,就是换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这样一个时候大概就是2003年,所以这个时间点,这个事件都有一个明显的标记。那所以,它更多的都会集中在身份,关于人的身份的这样一个问题上。那这个身份可能也不局限于某个藏区或者某个区域,我希望它有更广泛的意义。我们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有一个导演阐述,这个导演阐述就是:“塔洛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我希望它超越地域或者一个民族,希望它有一个普遍的意义。这个片子在放映、交流的时候,除了藏区之外的很多人都说能够联想自己对身份的一个困惑,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普遍的意义。

 

电影《塔洛》剧照


那这个电影里面可能就要一些寓言性的限制,所以对它的年代的设置做了一个虚化的处理,就大概能看到八十年代的故事,那具体发生在那一年就没有做一个很明确指向,因为我希望突出它的那种寓言性、不确定性,然后包括它的意义。那它当然涉及到了对现实的一些思考,比如说,复仇。“复仇”这种传统其实在藏区,尤其在康巴藏区,它是一个传统,然后它还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很坚固的纯传统。它延续了很多很多年,所以我希望这样一个传统能够终止,然后能够结束。这样作为藏人的一个个体,他才可能有一个希望,那这个族群也就有一个“明天”。这都有现实层面的考虑在里面的。


张鑫彬:你的新片《撞死了一只羊》和影片《塔洛》的影像呈现方式上是不一样,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自己身份的转变上还是有类似的,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定不只是个体自我的,它背后其实是一个文化身份的转变,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变都是文化环境的一种变化。但文化身份的变化所带来的失落感对于我来说,或许《塔洛》会比较强。

 

万玛才旦:这两部影片可能所指的意义或主题性的东西不太一样。《塔洛》就比较明确,它很写实,它主体性的东西比较明确,它就是关于身份的一个探讨,除了这个身份的探讨之外,也会有关于这个孤独感的一个主题在里面,所以《塔洛》的所指或所指向性的东西是比较明确的。那《撞死了一只羊》是一个多义性的,每个人都可以做不同的理解。

 

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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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点不一样,呈现的结果也不一样 


张鑫彬:你的新片画面和形式有着更多的绘画性,更为意象,隐喻些,影像看上去也很崭新,可能更先锋些,但就是因为这种影像形式给人较为刻意,难以有真实的代入感。那其实,包括你监制的影片《清水里的刀子》那种绘画性,形式感失去了对现实生活和场景真实呈现,一些生活的细节性的确变得很刻意而为了。这新片《撞死了一只羊》是你自己确定的,坚定要用的一种影像方式,还是接纳了王家卫或其他人的建议往方面改变的呢?

 

万玛才旦:这影像呈现的不同,是和文本有关联的,我是从那改编小说开始的,小说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先锋性,实验性。小说里面的这个所指,包括它的意义、意象都比较模糊的。但是在电影过程中就做了一些处理,那是为了营造小说本身具有的那样的一种意象。我为了保留那样的叙事方式,在形式上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适合的方法,所以就呈现了现在这影像的一种质感。

 

电影《清水里的刀子》剧照


另一个方面,它是跟我之前的这个小说创作是有关联的。我早期的小说创作跟我2000年之后的这个电影反差很大,那小说里面也会呈现多意性一些,寓言性一些,叙事方法就会改变。这样的一些改变比较多。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创作的内在延续,并不是刻意的改变,也不是有人影响我,说叫我这次的创作往这边靠,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之前拍摄的几部电影,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它们更现实性一些的。新片《撞死了一只羊》,它不是还原现实为出发点的,它可能更写意,希望突出现实中的一些荒诞,超出现实的一些感觉。所以它们出发点不一样,最终呈现的这个结果肯定也不一样。

 

张鑫彬:你觉得这次影像形式的改变,在电影语言上是一种好的突破,还是往不太好的方向突破?你之后的电影会不会更倾向于它的绘画感和观赏性呢?

 

万玛才旦:这倒是没有,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比如这个文本,这个内容,它的表现形式决定了你选择用一个什么样的影像方式去呈现它。那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这样一个文本,包括这个转变到剧本的这样一个文本。我觉得它不可能,也不适合用《塔洛》或之前的那一个影像风格去呈现,所以只能说是选择了一个适合它的形式,而不是做了一个转变或者突破。

 

我没有刻意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你要面对什么题材,然后就看用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电影创作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很难说,我拍完之后要拍什么,其实我很难确定。因为它面临很多外部因素的制约,它不太像小说那样创作,小说有个内部的观念,然后你可以看到创作的轨迹和逻辑。电影创作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很难确定的说,将来要拍什么风格的电影或者要强化什么,只能看具体的题材来选择。

 

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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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深刻理解这部新片


张鑫彬:你之前的影片都是有较强的的现实感,电影本身就呈现了人的生存、生活状态,影片本身就呈现的很清楚了,而我们文字、语言的再表述可能就更弱了;但你现在的新片更意象化了,你觉得还有什么想跟观众说的?

 

万玛才旦:如果要深刻理解这部新片的话,我觉得观众可能稍微了解一下藏文化或者一些佛教文化的基本观念、概念,这对他们会有些帮助。虽然我们在影片中会做一些铺垫、一些引导,就比如影片结尾那句藏族谚语等等。我们在影像上也强化了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这种关联性,会做一些这种引导,也是为了观众能够比较方便的进入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情绪之中。如果能对藏族文化、藏族的这个信仰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对深入了解这个影片是有很大帮助的。

 


张鑫彬:陈丹青在给我们做推荐的时候,说如果你习惯于大部分内地电影拙劣对话,很快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万玛才旦会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剧本,明白擅写小说的导演,具有哪些微妙的,而重要的区别,区别于只读小说的导演。你觉得他所说的哪些微妙的,而重要的区别是在说你电影的哪些突出的区别呢?

 

万玛才旦:那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情节和这个细节上的一些安排,影片区别于常规的安排。另一方面就是对话,对话需要精练,每一句都不能有半点废话,并且和影片整体气质要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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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为什么会有不适感



张鑫彬:塔科夫斯基、伯格曼、费里尼、大卫·林奇等电影大师都拍过梦境的电影,对于你来说,呈现梦境的时空方式以及让观看者对梦境的体验会有哪些不一样呢?如果重新拍摄,你会不会有其它更好的方式?

 

万玛才旦:每个人都有对梦的这种记忆,梦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很多电影也会拍到梦,也会反映到梦,哪些拍得好或拍得不好,这是一目了然的。就比如,塔科夫斯基、伯格曼、费里尼、大卫·林奇他们拍出的梦就会直观的觉得他们没有梦的那种质感,梦的那种样貌。我觉得观众意识到你拍的这个东西是梦,我们为这次的这个梦做了很多准备,比如,色彩,然后摄影机怎么运动等等。对于这次的梦,我们做的比较接近自己想要的那样一个状态了,所以不会想重拍这些的。

 

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张鑫彬:你觉得你这部新片的不足之处以及遗憾的地方有哪些?新片有哪些超出你拍摄预想的那样呢?

 

万玛才旦:对于这部电影,我觉得没有太多遗憾。那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想做这样的一部电影,通过表面看起来简单的一个情节,然后来营造一个丰富的意象,呈现这样一个寓言性质的故事,我觉得基本已经做到了。

 

那要说意外的话,电影确实是一个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如果当时做不到,那可能就很难在影片中有呈现。就比如,在天葬的这一场,这和运气是有关的。那些秃鹫并不是每天都那样,我们并不一定能拍到;但正好那个场景都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在电影里梦的那部分,秃鹫的那部分就有很好的呈现。如果你遇不到这些,那关于梦的部分,尤其那个结尾的部分,就肯定没有。

 

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张鑫彬:也有很多观众抱怨这部电影不够戏剧化,没有观赏性,让人瞌睡,无法忍受。你对于这样的现象是怎么看待的?

 

万玛才旦:可能很多观众适应了某一种类型的电影,当一部不同于他们以往观影经验的影片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些不适感。但电影它有多样化的呈现。正是电影的这种多样性,才推动了电影艺术的发展,增强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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