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城市合肥被过度高估了吗？

从“中国最大的县城”到万亿GDP俱乐部成员，通过“风投”崛起的合肥成了近些年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范本。

合肥哪些经验可供其它城市借鉴？它目前在长三角扮演的角色和定位是怎样的？合肥能承受住来自东部更发达城市的“虹吸”吗？被称为“科创之都”的合肥还有哪些科技短板，应当如何弥补？合肥的房价问题什么时候才不再是个问题？

为探究这些问题，搜狐城市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曾刚，一起畅聊合肥发展，以下为访谈实录。

曾刚：合肥在最近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来，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中国整体发展很好，合肥是在中国整个城市发展的优等生。很多指标，像经济规模、收入、城市品牌，特别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它的知名度快速爬升，成为中国最近这些年改革开放的“优等生”。

首先在投资上，应该给合肥的市委市政府点个赞。

第一方面，在很多城市都在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办法引进全球500强的制造企业、产业末端制造业的时候，合肥把目标瞄准在潜力比较大的高科技研发的环节。

比如在2007年的时候，它就开始为京东方做了资金投入，这是非常有远见和胆识的行为，非常了不得。

后边像蔚来汽车也好，包括后来的长鑫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市委市政府的战略眼光，它不是着眼于一般的加工或者是装配，而是着眼高科技的生产。

他敢于把宝押在高科技的环节，能预想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对于高科技在用地、政策方面合肥都给予政府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另外一方面，合肥市政府跟很多其它省会城市不同的是，合肥市委市政府和安徽的省委省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尽管他们现在的办公地点一个在合肥的西边一个在东边，但两级政府联手推动了合肥的快速成长。

集安徽省全省之力来支持合肥的发展，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其它有些省会城市和省委省政府未必有这么默契。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客观原因。合肥的发展也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从沿海城市慢慢向内陆城市第一次大规模转移的历史契机，合肥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时代机遇，承接了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的第一波浪潮，成为了弄潮儿和排头兵，机会把握得很好。

合肥的崛起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但总体来说，合肥市委市政府敢作敢为大胆决策、科学决策精准决策发挥了关键作用。

现在我们看到，合肥不仅经济规模扩大很快，而且在高科技产业上面有很多人没想到的靓丽表现。

它的品牌价值已经不是生产中心、制造业中心，而是成为国家的科学中心、具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支撑的一个经济中心，这个是值得称赞的。

曾刚：第一方面，要有战略谋划，不要局限于眼前的利益，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特别是省会城市来说，不能局限于最近一两年、两三年的利益，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个战略眼光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时代的发展大势作出判断。

第二个方面来讲，能不能集中精力办大事。别遍地开花，要抓住一些关键环节，像刚刚说的京东方、蔚来汽车，都是合肥利用一些前沿的技术，投资一些重点领域。现在的说法叫头部企业、头部项目、引领性比较强的重要项目。

第三个，利用外部的一些有利资源，团结别人一起做。比如合肥跟安徽省委省政府关系很好，跟长三角其它的城市关系也不错，就在于它能够利用合作的力量、联合的力量，然后实现高水平发展。

另外就是在不同地区推动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我觉得合肥作为一个先行者、一个示范者，已经提供了很好的系统的方案，应该被其它城市借鉴。

其它很多城市口号是有了，“十四五”规划都提到过了，但是从具体方案上讲，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还只停留在认识层面上，而没有真正把它转换成具体的行动计划。

曾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比较低，制约了地方进一步投资更大的科技创新项目或公司，这已经不光是合肥的问题，这是中国整个国家大一些城市的普遍问题。

我们国家投资产出比，跟世界的先进国家先进城市相比有很大的落差，真正转换效率还不及别人的一半。

这样就会造成科技投资的资源浪费，另外一个方面也会使得我们丧失一些机会，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合肥在中国国内来看它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刚才讲到合肥因为有中国科大，让这个城市作为创新之城有强大的可靠的支撑，有自信。

但实际上中科大更多还是做理论研究、做基础研究的，跟实际的产业的产出、注册产品或者科技服务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合肥其实也面临这么一个困境，要怎么样建立他们称为“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的体系，我觉得它还是差了一些东西。

曾刚：科研成果转化，就要把基础研究的一些技术突破，转化成我们现实的能够应用的服务，我觉得中间比较缺乏市场的手段，这个市场手段、市场主体是什么？叫中介组织，就是服务市场需求的中介组织。

合肥做了一些工作，但实际上跟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做得真的还很不够。

这也会影响到科技成果怎么尽快地商业化、产业化，让它惠及民生、惠及地方的产业升级、惠及地方的经济发展。

它的核心的点就在于中介组织，特别是系统的中介组织系统，这方面应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合肥下一阶段从科创之城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高地、创新中心、产业高地以及高科技产业中心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合肥目前的问题，就是它的很多机构基于政府的多一些，基于市场的少一点。

要把国内外的机构融合到一个整体，让合肥的技术不仅在合肥能够转化，还能够在其它地方转化。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技术需要很大的腹地，要有更大的广泛应用范围。比较理想的结果是技术转化能够分层分级。合肥变成中心，其他地方为腹地，逐渐往外扩散推进的一个体系。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单单的主要依靠政府来推动，而应该依靠市场力量。

我们要利用一些社会组织，特别利用基于市场的这些组织，能够在全球至少在全国范围内来实施产学研科技成果的转化，让他真正惠及经济发展。

曾刚：一个地方的房价上涨，从正面来讲，是一种发展的自然结果。

例如有很多人看好合肥的发展前景，因而人口大量向合肥集聚，导致市场需求大幅提升，造成供需关系的变化，进一步推动当地房价的上涨。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合肥的房价是不是涨得太猛了一些，会不会对支撑合肥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造成伤害。

我认为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

判断房价合理与否，学术界有一个简单公式，即买一套房子的钱，是否超过一个家庭收入的6倍。

目前，合肥二手房市场均价约在2.2万元/平方米，也就是说在合肥买一套100㎡的房子，总价约为220万。若此房价处于合理水平的话，那么合肥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应在35万元以上。

但现实是，2020年合肥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8283元。由此来看，目前合肥的房价明显高出了合理水平。

房价太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损害。我认为，合肥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于怎样让房价趋于稳定的同时，推动当地经济、个人收入的增长，从而拉小房价和个人支付能力之间的差距。

因为房价越高，当地就业人员也一定会对就业薪金有更高的要求，从而侵蚀企业的利润、制造业的利润、高科技企业利润，并进一步影响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城市步入另外一个下降的通道，而这是我们要竭力防止的。

曾刚：目前在房价问题上，很多地方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一方面，不合理的高房价确实正在逐步伤害实体经济，到了需要控制的节点；但另一方面，许多城市的财政依赖于土地转让收入。

例如刚才所说，合肥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但这钱从哪来？现在一般是以土地转让收入充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对房价还是抱有很高的期待，因为房价高涨的最大受益者，不是房地产企业，而是所在地的地方政府。

因此，要想政府真心实意地控制房价，地方政府必须要找到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所以我觉得合肥政府或许和其他很多城市一样，房价调控措施中临时性的成分比较大，而并不是真的斩断土地经济。

对此，地方政府的苦衷在于，脱离土地财政后的资金漏洞靠什么来弥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合肥能否率先实现房地产税费改革，让地方财政收入从增量土地转让收入转移到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上，才是真正控制房价不合理上涨的关键所在。

此外，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重点，应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调整。

“十四五”期间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即发展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更不是一种虚胖型的、规模很大但实力很弱的快速扩张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城市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规模扩得很快，但人均水平、投入产出效益却没有同步改善，甚至还呈现出了一种恶化的趋势，对此，合肥也应该有所警惕。

曾刚：早期的时候，在安徽省加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当中，有一个承接产业转移的皖江城市带，以接受产业转移为主要目标的区域。

当时在合肥开过一个论坛，我当时有个观点，接受产业转移，绝对不是接受或者绝对不是重点接受来自于江苏、浙江、上海的产业转移，而是接受全球的产业转移。

我觉得这个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长三角之所以今天能够具备一体化发展的条件，在于江苏、浙江它不是接受上海的产业转移，它是接受全球的产业转移，我觉得安徽也应该这样。

所以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合肥的经济发展跟国外合作真的是挺不错的，有跟沿海其他省市进行合作。要从大的格局上面来看合肥的机会、合肥的产业选择。

曾刚：深入细致来看，合肥也接受了一些来自于长三角两省一市的产业转移，但是据我了解，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因为在沿海，上海也好，江苏、浙江也好，淘汰的产业要么技术落后，要么市场潜力没有了，换一个地方可能只能降低生产成本，但并不能解决它市场需求的问题。即使今天有成本的优势，但是过了五年之后成本优势就没有了。

所以从投资产出效应来讲，不能接受临近地区落后的产业转移。必须在更大范围里面，比如说从其它的经济体，包括香港、台湾，更远的日本、欧美引进。

经济学家熊比特讲的创新有四种模式，其中开发新市场、跨越经济体、跨越边界也是一种创新。所以说，合肥引进产业的重点肯定不应该是中国内地，而应该是瞄准境外。

所以合肥这么多年的建设，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极大的神来之笔，它不是跟在两省一市的后面，而具有某种齐头并进，甚至在某些领域里处于领先的，比如量子通信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认为合肥这种策略是对的，这种选择是科学合理的。

曾刚：合肥加入长三角以后，物流体系、交通体系一体化了，加强了通达性。

以前投资合肥是投资中国中部，现在投资合肥是投资长三角地区。长三角的市场、物流体系，特别是产业配套体系，在中国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投资合肥可以进入到优越的产业配套环境，包括产业的服务环境，甚至包括这个地方的统一品牌，长三角这个品牌，真的能够实现所谓高科技产业和高智能发展，这对它来说非常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加入的是一个“富人俱乐部”，而不是一个贫困生俱乐部，这一点对合肥来讲真的非常重要。

合肥或者安徽加入长三角之前，合肥跟上海、南京联系真的很难，但现在多方便，高铁也好，高速也好，包括航空，改善太多，更不用说通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加入长三角是进入一个高端高效的体系，这对于合肥来讲非常关键。

另外，合肥市委市政府特别在“十四五”规划中讲，要吸引其他地方龙头企业，特别是在研发环节进行合作。

这是很对的，因为不是引进它们的末端环节，而是和前端环节合作，因为合肥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有中科大、有强大的自然科学支撑，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后发优势，它的空间比其他城市还是大一些。

第三个方面，更重要一点，合肥处于中国从东到西慢慢转移的一个重要通道，投资合肥就是投资中国内地的前景。

他虽然离海岸、离海港远一点，但是离中国内地巨大的市场近，它正好在承东转西的关键位置，应该利用这些机会。

加上合肥跟其他同等规模城市相比，市委市政府对于企业的支持力度真的很大，包括车牌照、经济支持，还有很多便利，真的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所以“大湖之省，创新之城”不是虚的，它真的利用比较好的生态环境，利用比较友善的科技创新的文化或者制度，创造一些后发优势。

所以合肥的创新之城、国家科创中心，在国内前三，排在北京、上海后面，从发展高科技产业上来讲，它是第一阵营的，它就是一线城市。

曾刚：之前我们提到，合肥和上海曾经签订了双城合作协议，当时合肥和上海之间的关系，就定位为以合作为主，而不是竞争。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协议，除了主政者的判断和目标之外，最关键的是两地合作具有现实基础。

首先，合肥（安徽）和上海历史上关系就很密切，上海最大的外来群体正是来自安徽，有三四百万没有上海户口的安徽人在上海长期生活。

其次，合肥和上海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可以实现互补。

第一，合肥和上海发展的重点领域不一样，比如合肥的声谷和量子通信，就不是上海的重点，上海的生物医药也不是合肥的优势。

第二，合肥和上海的政策优势也不一样，上海主打国际牌，特别是张江，可谓国内外资源汇集之地，合肥则主要依靠中科大和中科院的研究所，以自主创新为主体。

第三，上海除了满足国家需求以外，还有很大一块是参与全球竞争，合肥则主要满足国内需求。

所以，合肥和上海的关系更多在于合作，比如联合研发、联合分享技术、联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而不是竞争。

去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召开的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集合科技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方面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合肥和上海张江更多的是互补合作关系。

何况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贸易大池子，我们很多关键技术都是依靠国外，甚至有钱都买不来技术。

所以我们现在补短板，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保障我们的安全。

合肥科学中心跟上海张江科学中心，现在还没有到竞争阶段，从目前的领域来看合作还是主流，未来应该有更多的合作计划。

比如上海的国际人才、合肥的国内人才，就可以实现一种互补，让两个城市更好融合。合肥的生态环境比上海好，上海的一些高端服务比合肥好，再加上现在交通、通信技术的改进，让双方形成一种非常有效的互补，让各种需求不一样的人才都能留在长三角，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曾刚：总体来讲，中国国内的科技合作要远远差于经济合作。按道理来讲，科教领域拿政府的钱，更应该合作，但实际上竞争要远远多于合作。我们有那么多的排名，我跟你合作，资源就被你拿走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所、大学之间更多的是“挖墙脚”，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但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机制，比如创新券。创新券能够让一些民营企业，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利用一些散落在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大型科学装置。它不用自己投资来买一套很昂贵但利用率又不高的科学装置，只要通过创新券就可以实现共享。

曾刚：比如我办了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需要做一些实验或者测试，以前可能要自己买一套设备，挺贵的，用的也少。

现在我可以申请政府发放的创新券，到新能源汽车中心去做测试，不用自己来买设备了，实际上就是科学装置的共享。

这些东西现在也有一些成效，但真的是远远不够。那怎样能把大家的钱拿到一起呢？

德国人做得比较好的，它把一些德国大型企业的钱放在一起，搞一些重大的联合攻关计划，跟日本、美国、中国的科技企业进行竞争。

它还联合了一些资本不足、人才较少、社会知名度不高的中小企业，提高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和产品效益。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引导、机制设计等方面，让科技竞争变成科技合作。

去年12月20日，科技部公布了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指导意见，我觉得其中的观点很好，但是怎么把这些指导方针变成自发的行动，还有很多路要走。

现在我们的地方政府、大学的考评体系真的要变了，一定要服务当地的发展，而不能简简单单的以和同行竞争为主，这跟我们国家的总体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现在有些学校，比如华东师范大学，不鼓励毕业生留在本校发展，这就是很开放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的动作可以更大一点，领域也更宽一点。

曾刚：其实上海的生物医药跟合肥的合作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双方在医疗器械的开发方面就有很好的合作。

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长三角对世界、对全人类抗击新冠疫情的贡献很大，其中有些呼吸机就是上海和合肥一起做的。

曾刚：早期合肥是在南京的关照之下发展起来的，如今它们已经从父子关系变成了兄弟关系，尽管合肥跟南京之间还有差距，但在能级方面差距已经比较小了。

我认为南京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合肥则是建国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城市。

中国距离最近的两个省会城市，应该成为大的长三角一体化中心里的小中心，进行更好的合作。

尽管双方一个想要当老大，一个想要自己的话语权，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合肥没有南京历史文化深厚，南京尽管大学很多，研究机构也不少，但从科研来讲，它的4个研究所其实都是基础理论研究，跟实用技术研究有很大距离。

所以我认为，南京以后要更多地利用合肥的高科技，合肥要更多地利用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它们之间应该有一种更好的合作关系。有一句话叫“不为所有，只为所用”，我觉得用在合肥和南京之间是成立的。

曾刚：有不少人认为，安徽就是合肥发展得特别快，其他城市好像没有那么好的成长，甚至有些城市的发展比国内平均水平还要低，比如安庆、淮南、淮北等等。

但是我觉得从历史来看，合肥初期的发展是以集聚为主，就是把其他的高端市场要素，比如人才、资金等等，都往合肥集中，但是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一定会转换成扩散为主，它是一个集聚与扩散相互并行的过程。

所以我希望未来安徽其他城市跟合肥能在政产学研用金方面加强合作，使城市之间的差异变成持续合作的机会，大家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来谋求共同发展。

还有一点就是选择南京还是选择合肥的问题。如今城市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网络关系，可以有更多元化的选择，比如在这个方面跟合肥合作，那个方面跟南京合作。

这也是一个机会，它不是选边站，而是需要什么东西就找谁，我们称之为领域合作，这个其实更加重要。

曾刚：你说的是基于政府主导的情况，政府主导是有排他性的，但是市场主导不会。

所以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就在于打破行政边界造成的要素流动的阻碍，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一体化发展要善用社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它不是非此即彼的选边站，而是通过联动一起做大做强，这个是最关键的。

曾刚：第一个我觉得安徽不会一直举全省之力支持合肥的发展，因为它不只是合肥市的安徽省，其他城市也会得到很多机会，未来合肥与安徽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会缓和一些。

其次，南京跟合肥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未来也会更加融洽一些。之前它们对自身的信心都有点不大足，合肥一直强调我要超过你、我跟你的距离不能太大，强调要提高在国内的影响力，南京就是要提高首位度。

但是我认为将来它们在某些方面可以不要彼此分得太清楚，分工合作更好一点。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意识的加强，这两个城市的关系会更加融洽一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分工。

总体来讲，我对合肥和安徽省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合肥和南京的关系，是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我认为它们将来一定会更好一点，因为社会需要，因为企业发展需要，这就是未来时代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