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辟自贸区发展新阶段

Original 梅新育梅新育论衡 2024-07-06

前言：

本文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辟自贸区发展新阶段》”为题刊发于明日（2023.9.26）《第一财经日报》，刊发时有删节，这里贴出全文。

《第一财经日报》客户端文章链接：

https://m.yicai.com/news/101866427.html；

主要论点：

开放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所系；

我们讲“经济增长模式更多地依靠内需驱动”是在价值形态意义上，而不是在物质形态意义上，“价值形态的适中外贸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贸依存度”才是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大国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自贸区与“一带一路”：中国维持开放经济持续发展“双引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已成全球自由贸易旗手；

发展自贸区，心要热，头脑要冷；

……

2023.9.25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辟自贸区发展新阶段

梅新育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暨美国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中国以平等地位进入国际主流市场，至今51年；从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方，至今21年；从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最初批准印发上海自贸区方案，至今已满10周年；开放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所系，而可持续发展开放经济的基础是不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活力，我国在国内设立的自贸区本质上是旨在发展开放经济的经济特区的一种，就开放程度和程度而论，自贸区堪称经济特区“终极版”。自贸区又是国内外经济、政治、安全大环境的产物，从2013年最初批准上海自贸区方案至今，日益显著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为自贸区发展开辟新天地。

一、开放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所系

中国对外经贸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并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内货币、财政制度演变和产业结构、人口的布局。唐宋以来广泛流传的俗语“苏湖熟，天下足”，到了明朝时期演变成为“湖广熟，天下足”，就是因为明朝时期长三角对外贸易与相关产业取得长足发展，粮食生产中心转移到今天的湖北、湖南。然而，到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已经跌落到不足1%，新中国建国前一年的1948年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所占份额仅有0.9%，而且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方位严酷贸易禁运，组织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管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贸易禁运项目多达对苏贸易禁运项目的两倍。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取消全面对华贸易禁运以来，特别是1978年全面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速的时间窗口，外贸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持续大幅度提升，货物贸易出口先后超越日本、美国， 2009年超越德国而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从此始终占据这一地位。

早在1990年代，中国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国中就已经名列前茅；最近几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保持在14%—15%左右，这一比重接近美、德两国的两倍和日本的4倍。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长期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地位。

从未来发展来看，我们讲“扩大内需”，讲“双循环”，不等于开放经济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下降，而是要依托我们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而使得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业在全球化竞争中赢得无与伦比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先天优势；我们讲“经济增长模式更多地依靠内需驱动”是在价值形态意义上，而不是在物质形态意义上，“价值形态的适中外贸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贸依存度”才是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大国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二、自贸区与“一带一路”：中国维持开放经济持续发展“双引擎”

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外部市场，需要全球化市场；但自本世纪第二个10年初期开始，中国发展开放经济的需求面临以下三大威胁：

世界经济长周期波动带来了全球贸易震荡；

内外（自身发展演变和所处国际经贸规则）变化趋势可能削弱中国比较优势及内在自我发展动力；

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所处外部环境可能恶化，“反全球化”和排挤中国的趋势开始露头。

面对上述三大威胁，我国采取的策略是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双管齐下，力图化解。其中，设立国内自贸区的目的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以可控的外来竞争激发内部活力，进而夯实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化竞争的基础，其正式起步始于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针对外部环境恶化趋势的破局之举。“一带一路”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不是也不应该是很多人主张的那样走向区域自贸协定，而是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备份”。作为产业结构包罗万象的第一大出口国，任何区域自贸协定都不可能如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那样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需要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无意推翻现行多边贸易体系，但我们不能不防范某些势力肢解、颠覆多边贸易体系的潜在风险，为此作个“备份”是必要的。

国内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两者相辅相成，形成合力，结果将是中国可为“熨平”世界经济波动发挥更大作用。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成全球自由贸易旗手

经历10年发展，中国自贸区所处环境已经大变，其中最大变化莫过于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清晰，曾经主导建立二战之后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不再是全球自由贸易旗手，中国在实质上已经跃居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美国、西方极端势力企图强加于中国和世界的“新冷战”阴影正日益浓重，进一步深化、加剧了变局。

中国自贸区亮相之时，美国正是奥巴马政府执掌，经历了特朗普、拜登两任总统的更迭，奥巴马时期渐露峥嵘的“反全球化”苗头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已成大潮：

贸易保护摩擦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此起彼伏；

推翻区域自贸协定、乃至退出世贸组织从纯粹的民间非主流呼声变成越来越多经济贸易大国政界高层堂而皇之的政见主张，甚至已经成为政府付诸实施的行动；

从北美到欧洲，发达国家在对外经贸决策中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新冷战”思维而越来越多地漠视客观经济规律，相继启动制订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苛的贸易和国际投资管制法规，即使日本、德国这样外贸规模和外贸依存度均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大国相也不例外，特别是针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二进口大国，从“脱钩”到“去风险”，遣词造句虽有所变化，而实质导向如一；

……

特朗普贸易政策的“退群”风格自不待言，就是曾经被好些人寄予希望的拜登政府，其上台至今的贸易政策从主张到实践也堪称“白嫖”：在“基于规则”的旗号下，不断向自己要拉拢抱团的贸易伙伴强加越来越多额外的政治化管制，从而不断推高国际贸易成本，制造新的不确定风险，却不肯也不能向贸易伙伴亮出扩大市场准入、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真金白银”，更不用说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废除前任政府排挤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的任何政策措施，没有取消对华输美商品额外加征的任何关税，反而不断增添新的对华制裁，还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掀起对俄制裁狂潮，将国际贸易制裁实践推向史上罕见、冷战后前所未有高峰。如果美联储激进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最终如同1990年代日本央行那样刺破美国资产市场的超级泡沫，如果美国爆发新一波经济金融危机，预计我们还将看到美国“反全球化”狂热进一步大幅度升温，并有可能与“新冷战”思维进一步相互促进。

在这样的环境下，世界经济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自由贸易旗手，不仅重启全球贸易正常发展动力，更要领导各国避免全面走上“新冷战”的不归歧路；环顾宇内，度德量力，舍中国其谁？

在实践中，中国没有通过官方公开声明自己要担当全球自由贸易旗手，但从特朗普时期到拜登时期，中国的实际行动正是在一步步向这个方向发展，特别是2021、2022年之交中美两国截然相反的重大贸易决策，充分显示了这两个大国背道而驰的发展方向：

2021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有罪推定”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一切产品。

2022年1月1日，中国始终力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亚太十国率先生效实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文莱名列其中，韩国于2月1日加入生效实施行列，已经签署该协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四国将在履行完国内批准程序后相继生效实施，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横空出世。

中国推动世界迈向自由贸易，美国拖着世界走向贸易制裁；中美两大国2021年实际GDP合计占全世界34.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①]在本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年份合计贡献了全世界一半的经济增量，但在这短短八天之隔，两国采取的大动作方向截然相反。

四、中国开放经济政策布局中的自贸区

在这样的大局之下，当前中国开放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要点：

首要目标是固本培元，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社会自身活力、竞争力，以此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礼遇不败之地，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国民创建先天竞争优势。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延续、发展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方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缩写为“CPTPP”）。

我们不是不知道CPTPP的前身TPP初衷就是要排挤中国，削弱中国竞争优势，以至于TPP谈判启动之初我称之为对方企图“踢中国的屁屁”，此语一出，顿时在江湖上广泛流传；我们不是不知道TPP/CPTPP条款中颇有些条款并不反映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性图谋，或是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私利主张；但从2010年启动TPP谈判至今已12年，从2015年达成TPP基础协议至今已7年，中国的相对实力已经大有长进，那时能够有效杀伤我国产业的条款，此时已经未必还有如此杀伤力。我们要看到TPP/CPTPP条款中颇有些条款并不反映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要看到其中有些条款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应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相对迁就后发国家贸易伙伴的协定，以求团结更多贸易伙伴，一方面也要更加主动地到开放度更高、更前沿的贸易规则下接受更激烈竞争的洗礼，让竞争的压力锤炼出我国产业、国民经济的活力。申请加入CPTPP，最主要目的并不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而是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

其次，是要努力维护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系。

第三，持续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第四，推进、发展同心圆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在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位于核心，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欧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形成依次向外扩散的圈层。

第五，反脱钩，反制裁，维护国际经济贸易正常秩序

在中国开放经济政策上述布局中，自贸区的职能是从“中国的自贸区”迈向“世界的自贸区”。为此，自贸区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多努力与创新：

与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相结合，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以开放促改革”，通过竞争激发经济内在活力、动力。

反脱钩，中国反脱钩的一大利器就是我们这个“基建狂魔”的基础设施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基础设施、软硬件优势，把贸易伙伴更牢固地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大力发展过境贸易和转口贸易，让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乃至其国内贸易通过中国的基础设施开展进行。在这方面，自贸区有条件也应当发挥先驱作用。

反制裁，给各国企业界、投资者提供一个更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在这一点上，鉴于上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多数遭受了西方的严酷制裁，拥有自贸区与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示范区双重身份的青岛应当发挥我国对外经贸反制裁“试验田”的作用。

引导贸易伙伴渐进式与中国规则接轨。1990年代以来，“与国际惯例接轨”一直是中国对外经贸的主旋律之一；随着时势变化，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正在逐渐转向外国“与中国接轨”，自贸区可以为我们的贸易伙伴提供一个与中国接轨的试验田、练习场。

最后，有海水处即有华人，中国是全世界华人永远的祖国，海外华人也为上百年来中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风云变幻中，许多海外华人在所在国遭遇越来越严峻的环境，却无法贸然割舍多年、乃至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事业与人脉网络，给海外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人专才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让他们“退可守”，从而能更好地“进可攻”发展事业，这是我们应该做也能做到做好的。在这方面，自贸区大有潜力可挖。

五、发展自贸区，心要热，头脑要冷

最后，需要强调，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开放经济和自贸区也不例外，只有正视开放经济和自贸区发展中现实与潜在的经济社会负面后果，才能趋利避害，行稳致远。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在可持续的开放经济下，正常的顺序应该是货物贸易自由度高于资本流动，资本流动自由度高于人口跨境流动；古今中外，无数史实告诫我们，跨境人口流动中蕴藏对社会治安乃至国家安全、国家统一的风险，倘若忘乎所以，完全可能导致社稷倾覆。我们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可以适度利用国外人才，但归根结底必须立足于本国培养，而不能指望引进移民归化。我们引进外籍人才，首先应当是华人人才，其次是没有华人血统但其文化背景等等能够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外国人才，不应引进没有华人血统且其文化背景与中国社会文化格格不入的外国人，更不能盲目降低引进外国“人才”标准，甚至将“外国人才占比”作为一项必须追求、越高越好的考核指标，那样是不负责任，遗祸深远。

（2023.9.25，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号）》英文版，第88页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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