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我在美国监狱教书，看见世界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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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秋天，我开始在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给我发奖学金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建议我花10%的时间在社会公益工作上。做研究的同时勿忘关爱人类–––我觉得他们提出的要求很合理（毕竟是人类交的税在支撑着我的研究），对我的人格培养也有好处，便向学校的教授询问当地有什么公益项目可以参加。
第一个项目是利用周末去教当地的优秀高中生大学课程。听完介绍，我兴趣寥寥。普林斯顿是流油的富人区，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当地的高中生会缺教育资源。而且高中大好时光，周末去拍拖或踢球做什么不好，读个什么书。
第二个是本科生暑期研究项目。我指导一个对天体物理感兴趣的本科生做一个暑假的研究，帮他们辨认一下自己是否喜欢做科研。这个还不错，只需要在暑假工作，还可以获得免费劳动力。但听到后面一个项目，我马上放弃了这个选项。
最后听来的第三个项目是去监狱里教书。这是普林斯顿几个博士后和教授2006年组成的一个项目，叫PTI（Prison Teaching initiatives）。1994年，美国政府改了助学金政策，监狱里的罪犯不再能申请大学助学金。顿时，监狱里的大学课程全面停止，囚犯们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那时，PTI的志愿者和州政府联系，获得批准进监狱里教书。他们用民间力量，支撑着监狱内的高等教育。不过，光是教课是不够的，没有文凭没人会相信这些学生的能力，何况还是进去过的。于是他们又和新泽西的一所社区大学Mercer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联系，PTI出人力去教课，MCCC出物力颁给PTI的学生学分和学位。
学生出监狱后，如果有一纸文凭，找工作会好少碰许多钉子。如果没有修完课程，也可以转学分进任何州立大学继续上课。监狱里的教育可以帮学生更快速地回归社会，避免重回监狱。
我决定，我要进监狱！
2006年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可怜兮兮的几个学生。但十年后，2016年我加入时，整个州的数所监狱里已经有两百多号学生。有学生出来后考进了新泽西州的名校罗格斯大学，已经有一些人毕业，其中一部分甚至被评为优秀毕业生。
监狱里的学生们。
02
但是监狱也不是想进就进的（在不犯罪的情况下），我为了能进去教书，提交了一堆文件，上报了我祖宗十八代的情况。FBI（联邦调查局）收走了我两份指纹，对我进行了彻头彻尾的调查。有段时间每次入美国境都会被签证官盘问“FBI为什么查你？”看我的眼神像跨国间谍。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系统相通，进加拿大时签证官也开始盘问我。很崩溃。
我还要接受两次培训。在校内先培训，教我们禁止说的话，比如问学生“你犯了什么事进来的？”，和禁止带进去的东西–––基本就是除了教材和我自己以外的所有东西。不能穿卡其色的衣服，因为是囚服颜色。女生不能穿有钢圈的内衣，但又不能不穿内衣。
第二次培训是实战，直接进监狱里。这次印象深刻。
我和几个志愿者提前半个小时到监狱，接受搜身和名单确认。我们把证件都交上去后，被带入一个铁闸，我们进去后，铁闸在我们身后慢慢放下–––这场景让我觉得颇具戏剧效果，以前我只在电视剧《越狱》里看到过（我也不停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提这部戏，不然两秒钟就被扔出来）。我们前面有另一个铁闸，基本就是关在一个铁笼子里的状态。一位狱警过来接我们，前面的铁闸才慢慢抬起来，让我们通过。迈进监狱内部，我大气不敢出。
进去后，本来以为是坐进一个教室，然后狱警来一一训话。结果我们直接被带去和囚犯们面对面，零距离接触。他们是被选出来的优秀学生，被任命为“助教”，帮助我们了解监狱，组织课程，处理学生问题。学生们问老师们（我们），对他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你们平常花多长时间读书？”
“你们喜欢什么教学方式？”
我们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些教学相关的问题。一位学生看出了我们的拘谨，说，“这些都是好问题，但我知道你们还有更多问题。不用担心，问你们真正想问的吧！”
他一眼就看穿了我们的担心和疑惑。我们几个面面相觑，终于有人开口了，问出不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家人担心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安全吗？”
学生们诚恳地回答，“你们的安全有强大的保证，不仅仅因为众多狱警会在你教书的时候全程巡逻。我们作为学生，对你们的帮助也抱有极大的尊敬和感激，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你们。”
和他们的交流让我感觉焕然一新。在监狱外，人们总是要三思后才说话，在这里，学生们却领着我直指要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省去一切客套。我们甚至讨论起美国司法制度弊端–––我之前以为“不应该”也“不允许”在监狱里讨论的话题。
我们离开前，学生们向我们提出几个请求。
“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学校多年，可能脑子不大灵光，但请耐心地对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努力赶上来。”
“请不要因为我们是在监狱里，就把我们区别对待。不要对我们放水，也不要降低难度，请用教外面学生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最后一条让我心酸–––“请不要叫我们罪犯。请把我们当人对待。”
监狱内上课时的情景。不是我拍的。除非获得特别批准，我们不能带手机相机或任何电子设备进去。
03
我出于好奇，问Jill（PTI的创始人之一，现在已经退休了的一位老教授）为什么想起要去监狱里教书。她答说，美国现在支离破碎，监狱是其中严重的一环。面对这个问题重重的社会，她实在无法忍受安安静静地过退休生活。
对政治很不敏感的我，对离我生活遥远的美国监狱系统更是毫无头绪。去监狱里教书只是因为觉得好玩。和Jill聊完，我开始上网看资料，想知道为什么她会说它“支离破碎”。
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美国从70年代起，在犯罪率下降的同时，监狱人数却急剧上升。
美国暴力犯罪率（蓝线）下降的同时，入狱率（红线）却上升了。
我读到这个奇怪走势的两大原因：一个是60-70年代，尼克松政府开始了“禁毒之战/War on drugs”，不仅是硬毒品，软毒品也被算在内。被关起来的人，很多只是持有大麻–––事实上，他们从未有过暴力行为、对社会的伤害微乎其微。另一个是90年代，20多个州通过了更严厉的法律，以前的小罪现在变成重罪，同样的罪名现在会被关更长时间。例如“three strikes law”–––如果是第三次犯罪（有时无论这三次是多小的罪名），被告会被直接判终身监禁之类的重刑。
美国是世界上入狱率最高的国家，每一千个人里就有7个人被关进监狱。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只有千分之一左右的入狱率。我后来了解了监狱系统的另一个黑暗面–––美国一些监狱是私人承包的，现在这是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监狱承包商们不停地找说客去政府提议更严厉的法律和更长的服刑期，以增加入狱率，兴旺自己的生意。
即使在国家管理的监狱里，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有电话公司靠在监狱里收取高额电话费赚钱，目前这是一个有十亿美金利润的产业。因为垄断了监狱里的电话生意，他们可以随便开价，几分钟的电话可以高达10多美金。相比之下，我每个月的电话费只要20多美金（无限通话、短信、数据…）。
种族分化在司法制度里也非常明显。白人男性一辈子大概有1/17的几率进监狱，而黑人男性，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会进一次监狱。也是在看完这组数据后，我才猛地意识到–––我的学生几乎都是黑人和西班牙裔人。
从表面看，增加监狱数量可以保证社会安全。但我读到的恰恰相反–––这通常只有短时间的效应。把罪犯投入监狱，往往意味着破碎的家庭。大部分女囚犯是单身妈妈，她们的孩子面临无人照看，更不要提健康地成长和受教育。在成长中缺少父母的孩子，长大后进监狱的可能性远大于常人。
数量众多的监狱甚至对整个社会也有影响。我看到一篇关于Prison vs. Princeton（Resnick for The Atlantic 11/1/2011）的报道，比较监狱贵还是普林斯顿大学贵。普林斯顿是美国最贵的私立学校之一，它的学费为每年每人3.7万美金，而同样在新泽西州，政府在每个囚犯身上花的钱却是4.4万美金！贵得让人乍舌（这是11年数据，现在应该都涨了）。政府在监狱系统上投入资金越多，在其他的教育和研究投资就越少。
不过，这些只是我看到的数据。虽然有些黑暗，但我没有强烈感觉，美国这两年已经够混乱的了，听到什么都觉得麻木。我也不怎么祈盼自己的微小力量能撼动什么体系。
04
不久我就开始教书了，教线性代数。我有点不情愿，因为我想教天体物理。但是因为大部分学生基础都很差，凑不够学生去组堂天体物理给我教。
过程时常出现混乱。有的时候同行的志愿者的名字不在狱警的名单上。监狱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名单，列出准入的人，时常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漏掉一些名字。有一次有人忘记把手机留在车里，被狱警狠训一顿，被要求写严重过失报告，然后被永久禁止进入监狱。然后我们又要找人来填补他的空缺。。。
我很快发现，里面的学生和外面不同（自从和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后，我就再也不叫他们“囚犯”了，而是叫“inside student”，里面的学生）。在大学里，学生们都会很安静地听课，不喜欢表达自己的困惑，我不知道是因为对学习的厌恶，还是因为羞于表现自己的无知。在监狱里，学生的喜怒哀乐都是写在脸上的。我不用费劲脑筋去猜他们学懂了没有。我教一个公式，只要有一点不清楚，一定有一半学生会嚷嚷，“不懂，再解释一下”，或是“太快了！太快了！”。
在知道我的专业后，有时学生会跑来问我天体物理的问题–––掉进黑洞后怎么办？宇宙以后会坍塌吗？太阳什么时候爆炸？有时他们问的问题我自己也不清楚，就要回家上网查一下，打印出来再带给他们。每次告诉他们一些天体物理的新闻，他们都会感到无比惊讶，然后继续问更多问题。做了多年科研，我已经少有十年前那样“哇，好神奇”的反应了。但是从他们的脸上，我又看到了对未知事物的强烈好奇。
有一次我因为参加毕业典礼，找了其他人给我代课。后来回去教课，我解释缺席的原因，全班听到了开始鼓掌大叫，恭喜我博士毕业。他们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哈哈），我说我想做摇滚明星，但是更可能就是继续做研究。大家一起帮我畅想未来，比我自己还要开心。
有时学生也会教我怎么教课。因为我去的是青少年监狱，许多学生没在以前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上课守纪律对他们来说有时非常困难。最调皮的几个学生，无法集中注意力超过20分钟。最初的几节课，我训了他们几次，让他们停止聊天，可不过几分钟，他们又坚持不住。我无奈地说，你们想怎么办吧，这样下去我嗓子都要哑了。其中一个学生举手，说你能和我们上个学期的老师一样，给我们分两组，然后上黑板去比赛谁解题更快吗？我们都特别喜欢。
这方法非常奏效。我发现大家有些走神后，就开始随机出题目，然后找两组人上黑板当场演算。在这里，学生们都非常喜欢被点名去做题目。如果得到了正确答案，整个教室都会非常开心，互相击掌祝贺。可惜这个方法放到监狱外就没什么用了。在大学里，被叫上黑板一般都被认为是一个倒霉的事情，只会让学生们愁眉苦脸。
终于有一天，我也被一个学生问到：“你为什么来监狱教书？”
我没有办法说出类似Jill的“为了这个国家更美好”。我诚实地告诉他，“来教书让我和现实更贴近，看到我平常看不到的世界，也是对我自己的教育。”
每天在如花园一般的普林斯顿，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和在健康环境里成长的同事们交流，我几乎就要有幻觉–––世界就是这么美好的。
在监狱里，我才勉强地被拉回重心，记得世界还有另一面。
作者：刘佳，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宇宙学中心博士后，原载：丹麦洗衣房。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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