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康，国际著名植物生物学家、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领军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普渡大学生物化学系和园艺及园林系杰出教授。他1988年赴美留学，2000年受聘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担任植物科学系教授，曾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整合基因组学研究所所长，在植物非生物胁迫，表观遗传及基因编辑方面取得杰出成就。在世界植物科学领域，他连续多年雄踞全球最高学者引用榜，是毫无争议的学科“领头羊”。2012年，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成立，朱健康通过国家首批“千人计划”被引进回国。自从回国后，一系列的文章陆续发表，在Science，Cell research，Nature Communications等顶级期刊发表了近一百多篇，在中国保持持续的高产。如果算上先前的文章，总数将近400篇。另外，新兴的CRISPR领域（植物）里面，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培养下，多数博后及学生，都在高校里面找到了教授的职位。

目前，他是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组长、博士生导师。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在植物生物学领域的发展情况？

朱健康：中国有大量的盐碱地，干旱、半干旱地区占据了近半国土面积，所以加强植物抗干旱、耐盐碱、抵御低温高温等方面的研究，对中国来说特别重要。也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政府对相关研究比较重视，支持力度很大。有了这些支持，中国在前十几年，特别是最近不到十年的研究进展特别好，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记者：关于中国的变化，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朱健康：太多了。中国变化太大了，我们感觉有点跟不上。多数变化都是特别好的，比如交通的变化——中国高铁的发展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我有一个高中特别要好的同班同学，从事的就是高铁领域研究，每次看到他我都特别敬佩。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很多方面的发展都特别好。

记者：这些变化在您的工作中有哪些体现？

朱健康：从一个学者、研究人员、科学家的角度来说，这几年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以前我们国家相对比较落后，底子比较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个人要想在学术和研究方面有好的发展，一般都需要到国外去留学、训练。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出去的留学生和研究人员掌握了技术，取得了一些成就，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现在国家发展这么快，带来很多非常好的机会，大家都在想办法抓住这些机会，使自己的事业发展得更好，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今天的中国，您会选什么？

朱健康：今天的中国，可以用“高、大、上”来形容。高，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基础建设做得非常好，高楼大厦林立；大，高铁也好，高速公路也好，还有商场等等，规模体量都很大；上，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很高端，比如外国朋友到中国来旅游，就很感叹中国的机场要好于世界很多国家甚至美国。

记者：您如何看中国的国际角色？

朱健康：中国的角色正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世界上的重大问题，以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内容，如贸易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等，未来可能都需要中国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扮演好国际角色和国家的实力分不开。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很好的政策。现在的人才政策比以前都要好，有了好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全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实力更强，担当全球领导者之一的角色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