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叶辛与他的五位初中同班同学保持着半个世纪的真挚友谊，有照片为证。这友谊穿越了岁月的沧桑，每个人不同的生活境遇令人感慨,但他们有一点是相似的:“做一个善良的人”。

前排左一：刘澄华、叶辛。后排：左一：周思浩、唐刚毅、夏定先、顾培德

五十年后的彩色照片：各人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多了一个后排最左的叶辛小学同学陈钦智

两张照片的对比

在书院镇的叶辛文学馆里，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五位同班同学，1968年即将分赴祖国各地农村、上山下乡前夕留作纪念的合影。另一张是五十年之后，2018年我们的一张合影。照片按照五十年前在照相馆坐的原位，站着的仍站立，坐在前列的仍坐前位。

2018年聚会，我们特意用带去的相机拍合照，大家照例地挤挤挨挨，照例地开着玩笑，相互调侃，效果比今年隆重地走进照相馆，遵照摄影师的要求，整理衣冠，梳齐头发，神情紧张地拍下的那一张好多了。用的方法是延时自拍。

我说照例地，是因为十几年前，思浩上了摄影，而且对于人物的肖像拍摄，进步很大，以往年年相会，他在我们谈笑风生之间，随意拍下一些照片，事后送给我们，个个都是神形毕肖，个性突显的。从十几年之前开始，我们每年相聚，就立下规矩了，按中学时代的原座位，拍下一些照片留念。

起先正当盛年，谁也没把合影当一回事，拿到照片就随手放进了抽屉。近几年来不一样了，好几位同学都已儿孙绕膝，安享晚年了，每次拍完照，还要叮嘱一句：记着洗出来给一张留念。我把前几年拍的都找出来了，一张一张看着，越看越有意思。看着照片，就想起每次我们相聚时的情形，说过的那些话，那些年里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儿。特别是对比五十年前拍的那一张，一看见这张照片，历历往事就涌上心头。真正的感慨万千，所谓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啊！

记得我们读书的中学离南京路不远，南京路上最好的照相馆王开和中国，我们背着书包读书时差不多天天走过的。但我们的合影不是在南京路这两家照相馆拍的，这两家太贵了，我们是六个同学凑了钱，在西藏路、凤阳路口的照相馆合的影。

拍完这张照片的当年，培德和思浩去了崇明岛，最先分配了工作，澄华初秋时节去了苏北的大丰农场。我于1969年3月31日去了贵州，刚毅说他要和我同去，但是学校里不同意，理由就是“你们俩太要好了”。结果，他在4月去了吉林的延边朝鲜族村庄。

1970年，在贵州的叶辛

人分开了，心牵挂着

人是分开了，心却总是相互牵挂着。我们在离别时就说了又说，要通信、通信。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但始终通着相互之间的音讯，而且书信往来，不曾间断。这就要讲到定先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了，他分配在上海食品公司上班，主动承担起一个总联络员的作用。几位同学之间情绪上有什么变化，感情上有什么进展，生活中遇到啥麻烦，往往总是他第一个察觉，并及时地通报给其他人。那些年里，我们之间通了多少信啊？可以说数也数不清！遗憾的是，处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都没有把这些经常收到的信保存下来。一是生活的变动大；二呢，是老同学之间写信，怕只言片语被别有用心的人读到，惹出啥事情来，故而书信保留一段时间，就处理了。

定先家住的新闸路离我家住的长沙路只有三分钟的路，我们六位同学之中，最远的距离也只有20分钟的路。那时课上得少，我们也不参加什么运动，六个人骑着六辆自行车，去过人民公园、中山公园、长风公园、虹口公园和桂林公园，甚至还去过南翔的古猗园和高桥古镇。黄埔区与杨浦区，那些主要的马路都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每一次游玩都留下过一些黑白照片。我们也常聚在一起喝水聊天，谈谈自己看的书。记得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就是小伙伴替我借到的。大家一坐下来，就有说不完的话，一讲起来就没个完，常常要聊到半夜，才依依不舍分手。喧嚣热闹人流不息的南京路上已经空无一人。弄堂里的，学校中的，批斗会上的，抄家时发生的，还有永远会冒出来的“小道消息”，甚至家庭中、亲戚家里的突发事件，外地传过来的种种事件……这样的小聚延续到整个插队期间。

1968年春，在上海

朴素又充实的人生

澄华在大丰农场劳动了几年后，调回上海工厂工作。在崇明岛插队的思浩回上海，竟调入了澄华所在的厂，两个人还是同一个小组的。培德离开崇明岛后进了上师大进修学院进修外语，后来在虹口区教师进修学院做老师。定先考入了上海的大学，后在《解放日报》做编辑。在吉林插队的刚毅顶替他妈妈，到了大上海电影院工作。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心其实是彼此牵挂的，他们五位先回到了上海，而我在贵州，只要回上海，六个人就一定团聚。大家轮流请客。他们都性格朴实，讲话直率，爱看书，仍然保留着懵懂的学生时代的坦然和实在，仍然保持着像没踏上社会一样的诚挚友情。我们读书时，到同学家找人，他们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我们。大家一个个恋爱、成家、生儿育女。坐在一起，谁一张嘴，要发什么感慨，大家都知道。这样知根知底的少年友情真是一种天赐。

1968年春，在上海

珍贵的全国粮票

记得有一年我插队时回上海，刚毅正好也从吉林延边回沪，在他家银行楼上的房间里，他拿从吉林乡下带回来的上等黑木耳，在蒸馒头的特大号锅子里熬了一大锅木耳，我们六七个人喝着茶，吃了一碗又一碗黑木耳，吃到黄昏时分，他拍着锅盖说，怎么还剩这样多，吃光、吃光，吃光了各自回家！我们个个表示，吃不下了、吃不下了，肚子胀得吃不下了。天黑下来，下楼走到南京路上，每个人分手时都说，走回去，我们就这样沿南京路逛着走着。

我仍和他们以通信方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我，除了保持一份友情，还维系着一份和上海血脉的畅通联系。因为对各自家庭的深入了解，常常只须信上的一句话，我就想象得出上海滩的家庭和弄堂里发生了些什么事。中篇小说《发生在霍家的事》，长篇小说《家教》《恐怖的飓风》等反映上海生活的作品，就是这么在贵州写出来的。记得中篇《儿女婚姻》发表以后，有贵州读者问我：这些现在上海弄堂里的家庭故事，你是怎么捕捉到素材的啊？——创作的基础就是和同学、朋友、弄堂伙伴们的密切通信。

钦智，不是我们六个同班同学中的一员，他是我小学里的同学。他和他的三哥钦武，都是我小学的同学。因我的关系，他们两兄弟和我们六位同学也成了终生的朋友。他讲到的《火与冰》一书，是当年我和钦武的合作作品。可惜钦武后来经营企业，忙碌不堪，英年离世了。寄自上海的全国粮票，全是老同学们当年对我这个插队在闭塞蛮荒乡间知青的一份救助。于他们讲只是一份薄礼、是“礼轻情义重”，于穷困中的我而言，却是一份沉甸甸的救命粮。过着必须一个月盘算着下一个月口粮的日子，我怎么能不知这一股清澄之水的份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培德去了美国。现在他还没有退休。我和他讨论美国两位当红作家保罗·奥斯特及约翰·欧文的作品，他表示：没有深读，他说：我很少看小说了，散文诗歌多一点，我很忙的，天天给32个学生上网课呢，不过也看《红楼梦》的英译本，很有趣，同时也是备课。忙一点充实，他现在每年有两次往中国的探亲假，我想这也是学校对他一辈子付出的奖励吧。他每次来上海的日子，也是我们这一拨老同学相聚的时刻。每次都是意犹未尽，每一次快结束时就约定了下回欢聚的大致时间。但是去年12月份约下的今年上半年聚会的时间，因为疫情不得不延期了，不过远在纽约的培德情况尚好，他步入70岁了，也受到了照顾，每天有人给他送餐，从他拍下照片发过来的食品看，荤食搭配，还蛮丰盛的呢。他颇为满足地加了一句：昨天的没吃完，今天的又送来了。

1974年，在上海

做善良的人

我在微信群里请他们几个人就五十多年的友谊每人写一句，他们在一天之内就写来了，钦智第一个写：

“相识相知50余年，到如今‘落日故人情’！‘此情不可道’；从当初寄来汇去的全国粮票，成包的稿纸……到后来合作《火与冰》，您给我的《诗集》写序……岂一言能蔽？况且余生，或许还有故事可续！”

远在美国的培德紧接着写道：“七十人生，我们不知自己有过多少张脸。太太面前，我们有过‘善意的谎言’，子女面前我们永远正确，老板上司面前我们刻意周旋，唯独在老同学面前，我们没有‘脸’，我们可以淋漓尽致，狂笑骂粗，掉泪。老同学们见了面，我们都‘不要脸’。”

 最后一句，是他又补来的。

定先近年来爱琢磨古风诗了，他写道：

 “同学少年，总角之交，时光荏苒，友谊弥坚。半世纪白驹过隙，点点滴滴在心头。动乱年月为求知识书籍流转恍如昨，插队时期天各一方鳞鸿往来倍觉珍，喜看今朝各自安康幸福美满更欣慰。道一声保重，老同学！”

摄影师思浩的话最为简洁：“朋友，你看到的照片是真实的！”

这几年来几乎总是在全世界各地游览的澄华写道：

 “同窗，同命运友情起始于那场磨难。从前，丛中笑如同纽带载余生情谊。” 

刚毅这一次拖到最后写来：“同窗有纯洁友情，动乱岁月建立牢固感情，蹉跎岁月相互勉力帮助，七十岁友情如初珍贵。老同学保重。”

所有的话里都有一个个画面、一件件往事。

澄华说的“丛中笑”，是当年中学里我们的学习小组名。

看了他们发来的一句句话，我整整一个晚上没睡着觉，梦到的也都是以前的往事。

我写下的字里行间，读者诸君一定看得出，我的这几位相交半个世纪的同学好友，性格不一样，趣味不一，身份也各异，脾气有急有缓，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每一次相聚，我们都要说到这一点：一辈子做一个善良的人，必定会有好报。

我有时找不到的自己的旧版本书，我的同学却一一珍藏着。我觉得比起我给予他们的，他们给予我的更多。

沧桑之后，留下来的，才是最可贵的。

前排左一：刘澄华、叶辛。后排：左一：周思浩、唐刚毅、夏定先、顾培德

（2015年11月10日摄于上海）

各人在原来位置上，多了一个后排左二的叶辛小学同学陈钦智

（2019年4月6日摄于上海）